“我们完全不相信他。”兰茨贝吉斯回答说，“他得到总统权力之后肯定会镇压我们。”
“你是说如果他想镇压的话，他现在无权使用武力来镇压吗？”我质问他。他默不作声，我接着说：“我认为他得到总统的职位之后，不会比现在更容易使用武力镇压你们。”然后，我重申我的立场，我不会给予他们任何的建议，但他们应该知道我对局势的看法与他们的看法不一样。
我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会谈了15分钟之后，感到身体状况越来越糟，我说了声“对不起”就先离开了，并请他们继续与我的同事们讨论，我回到了自己楼上的书房。在吃大夫送来的药之前，我一气呵成写完了概括上午有关事情的报告，并让人送到大使馆发回华盛顿。然后，我争取好好休息一下，因为在应付这个繁忙的周末之前，我必须康复过来。
晚上的时候，我感觉好多了，我能够去参加我们为美苏学者组织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世界中的意义的讨论会。讨论会非常生动，活跃。莫斯科一份文学杂志随后发表了会议记录，但是我无法全身心投入讨论之中。谢瓦尔德纳泽关于迫在眉睫的军事政变的预测是有充分道理的，我感到坐立不安。我觉得立陶宛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正在从事的这一切活动的风险，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认为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之前宣布独立是很重要的。如果戈尔巴乔夫决心要镇压他们，他是不会考虑他们宣布独立的时机的。
我并不同意戈尔巴乔夫谋求得到总统的职位是为了镇压立陶宛人这种看法。显然，他更可能把总统职位作为他摆脱共产党监护以及更好地控制那些强烈要求制裁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军队的一种手段。如果是这样的话，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应该欢迎戈尔巴乔夫获得总统职位而不是先发制人。但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没有可靠的证据来证明，因此不可能说服我们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朋友。
讨论会刚刚结束，与会者刚刚散去，华盛顿打来了电话。这是我的老朋友斯坦普利顿·罗伊打来的，他当时是国务院行政秘书（后来做了美国驻华大使）。他告诉我说，我的报告引起了总统的直接关注，明天早晨我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指示。
他的预测与往常一样是很准确的。第二天早上7点15分（华盛顿时间晚上11点15分），他又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应该想法与谢瓦尔德纳泽举行一次会谈以进一步讨论形势。虽然3月8日是苏联的节日，政府部门不上班，但外交部的值班人员告诉我们说，谢瓦尔德纳泽乐意在当天晚些时候与我见面。接下来，下午6点我被邀请与谢瓦尔德纳泽见面。
我的感冒已经全好，感觉基本上正常，因此我步行去外交部。不应该让人们对美国大使在节日与苏联外交部长会谈产生猜疑，但如果我的挂着美国国旗的公车停放在外交部大门前面的话，可能会引起猜疑。
在外交部呆了一会儿后，谢瓦尔德纳泽接见了我。像一天前一样，他单独与我会谈。我告诉他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非常重视他前一天的讲话，美国不会对苏联紧张的局势火上添油。然后，我简要地向他谈了前一天我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会谈的情况。虽然我猜想他可能已从克格勃那里获得了他希望知道的一些情况，但我开始怀疑克格勃的情报并不总是很准确，我觉得他和戈尔巴乔夫直接从我这里得到有关会谈的情况会更好。毕竟，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情报。
谢瓦尔德纳泽听我把话讲完，尽管他没有表示赞同，但他显然很满意我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会谈方式。我告诉他，兰茨贝吉斯及其同事们显然决定在本周末宣布独立，我觉得谁也没法劝阻他们。但是，如果局势像他所描述的那样不可挽回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种值得考虑的办法。
我接着说，立陶宛人急于宣布独立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不相信戈尔巴乔夫谋求总统职位的动机，这一点很明显。在这一点上，我对他们判断的准确性表示怀疑，但我也无法使他们相信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误的。如果他们确信戈尔巴乔夫不会利用他的总统职位来使用武力镇压他们，他们可能会推迟一个星期左右宣布独立。让他们相信这一点不容易，并且这样做的时间也不多了，但我愿意向布什总统建议，我们私下催促兰茨贝吉斯和他的同事们推迟一个星期左右，如果戈尔巴乔夫以他个人的名义保证他当选总统之后会以友好的方式就立陶宛独立问题进行谈判。我强调说，我事先不能够保证兰茨贝吉斯会同意。他对戈尔巴乔夫的猜疑很深，考虑到戈尔巴乔夫近来的一些言行，我能理解他这一点。然而，我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来说服立陶宛人等待。
谢瓦尔德纳泽说这个主意很有意思，但它提出了许多微妙的问题。在没有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前，他不会同意这一办法。
我对他说，我完全理解事情的微妙之处。为了说服兰茨贝吉斯，我们有必要告诉他，我们已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得到了许诺，但如果他做出许诺的事被外界知道的话，苏维埃中的反对派将以此来反对他。因此，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兴趣这样做，我也能够理解。我只想说明一点，如果他认为确定了总统职位之后才宣布独立很重要的话，那么就值得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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