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上看过这些辩论之后，我作了如下记录：
双方的做法都不那么精明，但是如果我不得不赌博的话，我将把注下在叶利钦这一边。戈尔巴乔夫最有效的战术是“以仁慈将其置于死地”，一直敞开谈判的大门，并且确保共产党不会跟着叶利钦走。然而，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这样做，而且他施加报复的企图只会给叶利钦的殉道者形象增添光彩。如果叶利钦能够使自己成为总统候选人，他就将全盘扭转劣势。
当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进行辩论的时候，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地面进攻已进入最后准备阶段。虽然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海湾问题表决时继续同我们站在一边（有时候也是在经过大量劝说后才这样做的），但是他始终试图避免地面进攻，直到攻击开始之前仍在拼命提出和平建议。一方面，他向布什总统保证在谴责伊拉克的问题上决不会三心二意，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劝说萨达姆·侯赛因不战而撤。由美国领导的联合阵线打败一个主要由苏联武器武装起来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打击苏联的威信和自尊。在1月底举行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对戈尔巴乔夫支持美国的批评显著增多了。
萨达姆·侯赛因的行为证明了自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我们一直向他强调的一个观点：让侯赛因和卡扎菲这样不负责任的领导人影响苏联政策是一个错误。在谢瓦尔德纳泽的大力协助下，他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战争对阵双方一个是以前的敌人，一个是多年来一直被视为苏联盟友的国家，称赞以前的敌人发动的进攻在政治是困难的。
甚至在发动地面进攻之前，苏联官员就已经开始质问，难道空中打击还不够过分吗。例如，在2月12日，我拜访了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别洛诺哥夫，敦促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投票中提供支持。而他则抱怨美国的空中打击造成了无数的平民伤亡。我向他保证，我们的军事指挥员会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但是他却提出不应超越解放科威特和摧毁伊拉克之间的界限，如果出现这种超越行为，苏联将不得不在安理会提出异议。
这种意见必须予以驳斥，不然它们有可能变得越来越频繁，还可能导致安理会对战术上的军事决策进行辩论。因此我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我告诉他我不理解他的评论。虽然美国担负起了执行安理会决议的主要责任，但是这可能也是全世界的责任。在这次行动之中，我们承受了牺牲我们年轻人生命的危险，从中我们别无所获，只是为了使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得到尊重而已。我们的公众决不会理解一个没有参与行动的人对我们的挑剔，这种挑剔暗示我们尽量减少自身伤亡的行为是不对的。虽然我感到美苏对伊拉克侵略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大部分美国人都会认为他刚才提出的威胁是不可原谅的。
别洛诺哥夫赶快做出了让步，他请我相信，他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尽量减少我们的伤亡，他也没有指责美国方面有任何不恰当的行为。我告诉他我很高兴听到他所作的澄清，通过他的解释，我认为今后苏联官员担心我们可能超出安理会授权的言论将会少一些。
总的说来，苏联外交部确实没有在联合国破坏我们的外交立场。但是，军方发言人和一些记者继续对我们使用武力的程度提出疑问，他们认为，美国正在寻求在该地区的永久战略地位而不仅仅是解放科威特。因此，当我接到邀请要我去参加关于海湾战争的一次电视圆桌座谈会时，我意识到这是向广大公众介绍我们立场的有效途径，于是欣然接受了邀请。
座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友善的，一位苏联与会者突然提出，美国可能在对付伊拉克的过程中使用了过分的武力。这正是我期待回答的问题，于是我向苏联观众发泄了我的不满。“我不能理解这种对侵略者的好心，”我回答说，“当你们的国家遭到侵略的时候，你们对德国的毁灭并不担心。事实上，你们有一句非常流行的口号：‘到法西斯野兽的巢穴中去消灭他们！’我们还没有达到‘消灭侵略者’的地步，但是我们也不认为应该把战争局限在科威特的土地上。你们是不是准备争论说二战期间我们不应该轰炸德国呢？盟军是不是应该打到德国边境时就停下来呢？”
会场上立即响起了一片抗议声，他们说这根本不是他们的意思。当我离开电视台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主持人瓦连金·佐林表示，他个人认为不会有人胆敢再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了。“这个国家里没有哪一个人不理解你的观点。”他说。
实际上，苏联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受到中东事件的深刻影响。尽管戈尔巴乔夫毫无疑问受到了比较反动的苏联军官和保守的共产党官员的批评——他们认为美国即使不是一个敌手，也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且他们也不希望看到一个被投入了大量金钱的盟国在一夜之间被抛弃——但是苏联大部分人关注的是贴近他们的国内问题：商店里的货物短缺，日益增多的犯罪，社会混乱以及政治上的不确定。
地面战斗一打响，几个小时以后便结束了。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总统的大部分影响力也随之消失了。我们在联合国仍然需要苏联的支持，但是一旦海湾战火停息，苏联的支持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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