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幸运，两天之后我接到了布什总统的一封信要我转交给戈尔巴乔夫。美苏在如何履行削减欧洲常规武器条约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误解，布什针对这种情况在信里提出了解决这些误解的建议。通常，我是通过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转交这种信件，因为我觉得他总是力争解决提交的问题，信件交到戈尔巴乔夫手中时如果附上了他的意见，会更有帮助。然而，这一次更重要的似乎是抓住机会同戈尔巴乔夫直接交谈，以驳斥关于叶利钦的报告的慌言。
切尔尼亚耶夫迅速安排了约见，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总部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而不是在克里姆林宫。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刚刚在此接见一个以政党领袖而不是政府首脑身份来访的日本客人。我将布什总统在信中所提的建议又叙述了一遍，戈尔巴乔夫允诺他将尽快答复。然后，我提到了他同贝克谈论的那份报告，告诉他那都是假的：叶利钦甚至从来没有暗示过有可能通过违宪手段夺取权力。我还告诉他，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炮制这样一份报告，但我知道没有那回事。因此，他的情报来源要么是信息错误，要么就是在撒谎。
戈尔巴乔夫没有对我的话提出疑问，而是闲谈了大约15分钟。他说丽贝卡和我有着极其重要的公共形象，人们非常关注我们，这很好，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接触带有政治上的重要性，我们在此方面有必要谨慎行事。
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这种旁敲侧击似乎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同叶利钦身边的人太亲近了，而应把我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戈尔巴乔夫信任的人身上——说起来容易，实际作出判断就困难了，因为他的任何一个亲密顾问在第二天可能就被认为是一个叛徒。在处理各种社交邀请以及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会见时，我一直十分谨慎，力求在负责的政治派别间做到平衡；虽然我必须承认我们更多接见的是改革者而不是强硬派，而且很少同极端反动分子打交道，但我还是觉得暗示我们在打交道时有所偏向是不公正的。站在改革一边的知识分子当然更加容易受到我们的邀请，他们也比那些特工更容易接近。许多共产党官员似乎仍然不愿意保持频繁的社交接触。
我告诉戈尔巴乔夫，我意识到了表面看上去有所偏爱所带来的危险，但是我们确实在尽力同各种职业和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进行接触。这些接触的目的并不是要干涉或者搞阴谋活动，而是为了了解正在发挥作用的政治力量。我不能拒绝或者减少同某些重要集团的接触，尽管这势必发出一些我们不希望发出的政治信号。
令我有点吃惊的是，他不但没有提出异议，反而称赞丽贝卡和我所取得的成就，用他的话说就是“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部分”。
切尔尼亚耶夫同我一起走出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当我们走在走廊上的时候，他对我说这次会谈十分重要，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当天下午，塔斯社的一则短讯体现了他的评价：
3月25日，戈尔巴乔夫接见了美国大使马特洛克。美国大使转交了乔治·布什的一封信，美国总统在信中本着一贯的友好精神，继续讨论了苏美相互关系中的某些紧急事宜。
随后，他们进行了简短、重要的会谈。
我猜测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和塔斯社消息的最后一句话意味着我传达的信息被接受了，但是对于这次交谈，我越想越觉得有些方面很奇怪。首先，戈尔巴乔夫根据一份捏造的谈话报告就得出叶利钦正在密谋政变的结论似乎完全不合情理。叶利钦如果得不到憎恨他的那些集团的支持，决不可能夺取权力。而且，如果确实有这样一个阴谋，克格勃应该发现更多的证据，而不应该仅仅只有同我谈话的报告。不仅如此，看来很明显的是，戈尔巴乔夫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份报告。如果他确实相信叶利钦正在试图通过武力推翻他的话（虽然这是不合逻辑的），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2月份在明斯克发表那样尖刻的讲话了。
第二个奇怪的方面在于，已经相信先前报告的戈尔巴乔夫似乎毫无疑问地接受了我的驳斥。既然如此，为什么切尔尼亚耶夫要称这次会谈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呢？而且为什么塔斯社——毫无疑问经过戈尔巴乔夫的亲自批准——要加上“简短、重要的会谈”这一句呢？
最后，这件事证实了我过去不无理由的推断：克格勃正在极力散布关于叶利钦、也许还有其他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假情报。如果确实存在克格勃有计划地制造假情报的活动，那么，这至少可以部分解释戈尔巴乔夫有时似乎没有掌握真实情况的原因。如果他仍然相信兰茨贝吉斯只代表着立陶宛少数人的意见，那么他就可能相信任何事情。
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从1990年春天开始，戈尔巴乔夫显然在竭力争取时间，以便尽早在一个自愿的基础上达成新的联盟条约。然而，戈尔巴乔夫坚持要求中央——从理论上讲是在他的控制之下——拥有最大限度的权力，这种做法导致了持续的拖延。1990年11月发表的条约草案已经被证明对于几乎所有共和国的领导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可能会使戈尔巴乔夫的工作更加困难，因为它使人想到如果非要有一个条约的话，那么这个条约应该强加给戈尔巴乔夫，而无需同他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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