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马科夫的办公室相当宽敞，和戈尔巴乔夫的一样安排在克里姆林宫，这表明戈尔巴乔夫至少是有意要给安全委员会一种权力的象征。用华盛顿的话说，这就如同在白宫西翼得到了一间带窗户的办公室。当我提到一些当前的安全问题时，普里马科夫说他主管的并非安全问题而是世界经济问题。然后，他说他首要的任务是制定一种战略，将苏联引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七国集团等世界经济机构。同戈尔巴乔夫一样，他对美国政策也是牢骚满腹，我用同样的话作了回答。
我告诉他，我必须找到一位认为“反危机方案”有可行性的外国经济学家，我还要问戈尔巴乔夫在去伦敦之前——假定邀请很快就要发出，这种可能性很大——是否对修改这一方案再作考虑。普里马科夫回答说，他的确正在做进一步的工作。他说他本人已和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一起为世界经济论坛准备了一篇文章，深入的工作将由此展开。
4天后，5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交谈中告诉布什，他已令亚夫林斯基制订一套新的经济改革方案，并将派他和普里马科夫一起去华盛顿向布什及其他人作简要的报告。布什立刻同意了。
机会之窗？
亚夫林斯基重新参加改革计划是个好消息。在戈尔巴乔夫否决了“500天计划”以及亚夫林斯基得知也不允许俄罗斯独自推行改革计划后，在1990年底，他辞去了俄罗斯副总理的职务。从那以后，他在莫斯科负责一家经济机构。就我的印象而言，在众多的计划和方案中，他的主意对于苏联经济发展市场条件是最有实际价值的。
第二周刚开始，我就去拜访亚夫林斯基。他说他深信戈尔巴乔夫现在终于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改革措施了。亚夫林斯基参加了最近的一次内阁会议，会上戈尔巴乔夫五次对帕夫洛夫的“反危机方案”提出了尖刻的批评。戈尔巴乔夫告诉参会的每个人，他所交谈过的每个外国领导人，包括布什总统、密特朗总统和科尔总理，都说这个方案行不通。然后，他还补充一点：“甚至连美国大使都对我说这个方案不妥，而他对这个国家是相当了解的。”（我心里想，我和帕夫洛夫的关系就到此为止了。但这也没关系，因为我本来就没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而我更惊讶的是，如果戈尔巴乔夫用这种方式威胁自己的高级官员，即使是他们活该，他又如何能指望他们对自己忠诚呢？）总之，亚夫林斯基可以肯定现在戈尔巴乔夫已经认识到了帕夫洛夫计划的缺点。他说戈尔巴乔夫已经亲自对他保证过他的支持；他本人则声明，如果他的想法不能最终被采纳，他将不愿再做努力。
亚夫林斯基同时认为“500天计划”的某些部分不再有效。此外，他承认以前的计划政治现实性不够。他打算下周到哈佛大学与格雷厄姆·阿里森教授共同研究这个问题。然后，他将如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在电话中安排的那样，在华盛顿与普里马科夫一道与美国官员举行会晤。
我向他解释，我担心有这样的可能，即戈尔巴乔夫在伦敦与七国领导人会晤可能被公众误解为其初衷是为了请求援助。亚夫林斯基似乎明白我的意思，但觉得伦敦会晤的前景是戈尔巴乔夫考虑新的改革方案的主要动力，因此，他希望借此作为刺激。
亚夫林斯基似乎明白，制订一个可使西方确信苏联正在削减军工企业规模、认真地转向市场体制、同时又可缓和与各共和国紧张关系的方案是很重要的。他希望有一个现实的方案来吸引西方的支持，不论什么形式都可以。与戈尔巴乔夫不同的是，他对信贷表示怀疑，除非它们与具体的改革联系起来。在他看来，信贷并非首要问题，对此，我百分之百地赞同。“钱当然能起作用，”他说，“但将其放在第3位、第15位或是第25位还有待观察。”其意思是说，任何物质帮助都只能是苏联本身的有序而协调的行动方案的一部分。
格雷厄姆·阿里森是亚夫林斯基在哈佛时的伙伴，那星期也在莫斯科，我趁此机会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几年前，当我参加哈佛的一次美一苏关系讨论会时，我们曾见过面，此后只是偶尔联系。他对苏联现实的洞察力以及对未来可能性的客观预测一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阿里森说，亚夫林斯基在他们合作的报告中将准备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他和他在哈佛的同事们准备政治方面的问题。其目的是要将两者结合起来，使得这个方案在考虑政治因素方面比“500天计划”更全面一些，阿里森尤其感到，伴随着发展民主机构和提高经济财政管理的开放性的努力，需要向共和国进行真正的、实质性的权力转移。
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和我一致，但我指出，首要的问题是寻求某种机制来解决由于国防工业的迅速收缩而招致的社会问题。当前向民用工业转变的计划无法实施，政府不能只是简单地关闭国防工厂，而把上百万的工人抛向街头，这是一种冒险。我建议他们考虑类似美国军人法案的办法来解决国防工业的问题：用失业救济和再培训方案作为过渡。虽然这需要昂贵的开支，但比维持无用的国防工厂所耗费用还是要少一些。
5月19日，亚夫林斯基和阿里森到马萨诸塞州汇合，研究被亚夫林斯基称为“机会之窗”和阿里森称为“大交易”的方案。我明白并赞同“大交易”后面的逻辑（如果俄罗斯人愿意走向民主与合作的方向，西方将支持它的经济改革），但我更喜欢俄罗斯的标题。“机会之窗”向各个派别暗示，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对我而言，这是比协调冲突利益更好的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交易”一词暗示着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的协调这一含义。无论如何，实质性的东西总比标题更重要，而所有政党似乎都明白如果它们要得到西方帮助，就得面对一场艰难的斗争。但他们深信，戈尔巴乔夫将支持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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