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汽车驶向主楼时，我注意到许多人在周围走动，有的敞开了衬衫（那是一个非常热的周末），有的放松了领带，夹克衫搭在肩上。很显然，戈尔巴乔夫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来专门接待我。
礼宾司主管陪同我上了楼，戈尔巴乔夫把我让进一间令人愉快的房间，这间房子有点像被屏风隔断的阳台。他穿着一件很薄的短袖衫，没有系领带。他感谢我为他带来信件，并说他正在会见他的顾问们，为伦敦之行做准备。我告诉他，亚夫林斯基的方案给布什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他知道，并说他们也正在“好好利用”这个方案中的思想。然后，我们讨论到总统的来信，是关于结束战略核武器谈判中的遗留问题的，并为布什的莫斯科之行确定日期——在离开之前，我问戈尔巴乔夫，他对即将成行的伦敦之行有何感想。
他回答说，感觉很好，他将带去的方案写得很好，他期待着看到“非常重要的讨论和重要的决定”。这种期望给他带来的快乐看来是真的，他终于能在世界级的大集团里发挥作用了，甚至是在经济问题方面。考虑到过去几周、甚至几个月以来他的艰难经历，看来他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而且信心十足。
离开之前，我与等待会议继续开始的官员们握手告别。他们中有总理帕夫洛夫（我向他打招呼时，他脸上堆着笑）；他的副手谢尔巴科夫，普里马科夫；总统顾问斯捷潘·西塔里扬，雷日科夫的经济改革助理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另外还有其他几个人。亚夫林斯基以及与他有关的人都不在场。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奥列格·波格莫洛夫，尼古拉·彼得拉科夫，弗拉德伦·马季诺夫，或者说与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有关的所有人都不在场。
驱车返回城里的路上，我对迅速解决被延误了的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协议问题并在月底安排一次首脑会议感到乐观。但我也知道，只要把经济引向混乱的官僚们还在，戈尔巴乔夫肯定无法利用伦敦会晤可能提供的任何机会。
患难之时的精神同盟？
戈尔巴乔夫的伦敦之行虽未使他公开丢脸，但也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七国”同意苏联成为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及其兄弟机构——世界银行的联系成员国，并让这些机构制订出有关方案以便协助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
至于美国，总统布什在其赴伦敦前几天已经致函戈尔巴乔夫，他们将以如下方式资助苏联：采取小规模试验计划将某一地区的食品批发业私有化，派一些人调查军转民的可能性，另外一些人负责能源部分。在信中，布什警告说，如果苏联执意维持在“反危机计划”中所描述的指令性行政控制，那么它将很难得到帮助。同时，布什建议戈尔巴乔夫将食品供给制度私有化，并明确能源所有权以吸引外资，而且布什也不鼓励重新组织安排苏联外债的支付计划，尽管美国并不是主要债主。
布什所提供的帮助微乎其微，也没有就全面的政策提出建议，而这是使各部门的改革切实可行所必须的。而且，反对重新安排苏联债务支付计划实际上堵塞了西方国家提供帮助的最主要途径。我们如果是采用以下的说法，很可能更将有裨益：如果有必要重新安排债务，那么苏联对改革采取切实可行的态度将有助于商定其条件。最后的结果是，债务最终还是进行了重新安排，但却没有换回任何改革措施。
即使戈尔巴乔夫不去伦敦，七国集团也照样会作出以上决定。但这些决定为苏联经济过渡提供的帮助远远不够，而且七国没有认识到仅仅依赖目前的体制，他们是无力完成这个史无前例的任务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有丰富的经验帮助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稳定货币市场，但对目前苏联所面临的独特问题——由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它几乎一无所知。世界银行的工作重心也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像苏联这样的经济发达的混乱的国家。这两个组织也许会在全世界的共同努力下发挥有利的协助作用，但如果认为他们完全有能力帮助苏联经济过渡就大错特错了。
当然，最后成果甚微是戈尔巴乔夫的错。如果他不去伦敦可能会更好些，尽管他歇斯底里地争取西方的援助，但却没有拿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计划，由此也损害了本人的信誉。尤其是他说服布什的方法，典型地表现出他多么没有说服力。
他们是在7月17日的工作餐上会晤的。最后谈到的一点是关于战略性武器的谈判，随后儿分钟，戈尔巴乔夫的保安部队全副武装，直奔温菲尔德宫——美国驻伦敦的大使馆。现在，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就在两位总统手里，他们都知道，不到两星期他们还会见面，不过是在莫斯科，他们将有机会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当时亲切友好的气氛对倾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是天赐良机，但遗憾的是他却没有任何计划而错过了这个机会。不可思议的是，戈尔巴乔夫竟采取了发牢骚的办法。他最忠实的助手也不理解他究竟在想什么。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书中引用了他的会晤记录，它表明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是多么的不合适。午餐的谈话刚变得严肃起来，他就开始了散漫的独白，就像5月份对我讲话时一样。切尔尼亚耶夫将它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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