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只要主要大国不处于苏联的直接控制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就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苏联不放弃其制度的意识形态核心——阶级斗争观念，冷战就决不会停止。而一旦它放弃，该制度自身就不再具有任何理论依据。
既然共产主义统治和冷战都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那么，只要摧毁了这个基础，两者便都难以存在。相反，苏联的国家则是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尽管它实际上是一个帝国，但它在形式上却是主权共和国的自愿联邦。戈尔巴乔夫对此进行了挑战，他要使之名实相符，把帝国国家转变为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基础上的国家。当这一努力失败时，这个国家本身也就解体了。
当戈尔巴乔夫1985年掌权时，苏联的经济正面临危机，虽然其政治制度看来还非常稳固。感觉敏锐的观察家们自信地预测，苏联经济将不能同蓬勃发展的世界经济进行竞争，由于它排斥根本改革，它将越来越落后。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必将加剧，并伴有潜在的爆炸性压力。然而，没有人能够肯定事件究竟发生在10年内，还是发生在大半个世纪中。
对于那些强权政治体制的国家来说，历史经验并不令人乐观，更不用说那些比苏联的强制手段远为逊色的国家。在凯末尔及其“青年土耳其党”推翻奥斯曼帝国之前，它被称做“欧洲病夫”的时间有一个多世纪。在哈布斯堡玉朝的拼凑帝国受到1848年革命的剧烈动摇后，它延续了80年，在它同匈牙利达成重要妥协、建立了奥匈帝国后，它又延续了50年。中国的王朝在度过了兴盛期后，一般还要苟延残喘一个多世纪。
为了理解为什么冷战在1989年结束而不是在2089年，为什么苏联在1991年解体而不是在2091年，为什么苏联的解体发生在帝国的心脏地区而并未伴随大规模的暴力，我们必须考虑人民所做的实际决定。人们做决定的环境受到社会和经济趋势的影响，而与个人感情因素无关，但政治领导人所做的决定，却可以规定事件的时机和性质。
谁？什么时候？
在苏联解体以后三个月，我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旅行，并分别会见了10余位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人。我把有关过去事件的特定问题拟了一个目录，但我更想深入了解的是，对于苏联解体如何发生，他们是怎样认识的。因此，我每次谈话都以两个问题开始：“谁是苏联解体的关键角色？”“决定性的事件是什么？”后来，我还访问了其他人，并以若干回忆录中的内容加以补充。
当然，我并不期待人们，特别是亲身参与其事的人们对如此复杂的事件会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意见所涉及的范围是惊人的。
一些人认为，从遗传学角度来看，苏联的制度注定要被忘却，因为把它设计出来，就是为了阻止那种使它能够生存发展的变革。尽管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政治领导人最终能够拯救它，但多数人愿意指出某些政治领导人，他们的决定加速了该制度的解体。其他人则认为，把苏联转变为近代民主国家并使其领导人对人民完全负责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关于关键的角色，至少有五种意见：有人认为是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也有人认为是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还有人认为是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或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安德罗波夫。最后，一两个人把这个荣誉（或罪名）归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每个人对其回答都有充足理由。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认为是克拉夫丘克，因他领导乌克兰取得了完全的独立，致使任何可能的联盟都失去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乌克兰，他们认为，联盟就难以运转，因为俄罗斯与其他任何一个共和国在面积和人口上都相差太大。要在联邦甚至邦联中建立一种平衡，至少要有一个中等大小的共和国。
其他人，例如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最后一位发言人康斯坦丁·留本琴科，不同意这个逻辑。他们认为*使没有乌克兰，由俄罗斯、白俄罗斯、中亚各共和国以及或许一两个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就能构成一个有生存能力的联盟。只有一个共和国是不可替代的，那就是俄罗斯。因此，叶利钦是关键角色。如果不是他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协力建立了独联体，那么，为了共同的利益，就可能拼凑出某种邦联。
“不对。”其他人说，这些人包括弗拉基斯拉夫·斯塔尔科夫和谢尔盖·斯坦凯维奇，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刚愎自用，不理解民族主义的力量，忠诚于一个已名誉扫地的社会主义，其个性具有独裁主义特点，这使他不能自愿地把各共和国领导人所要求的那种权力移交给他们。总之，他领导上的失利决定了他所领导的国家的解体，没有其他任何政治人物能够拯救它。
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永远忠实于主人，他对上述说法都不同意。他认为，如果在8月份不发生那次未遂政变，就有可能签署联盟条约。这意味着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是关键角色。毕竟是他组织了那次政变，没有他的合作，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发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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