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在1987年，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力图加快和扩大改革的努力反应过度，导致了相反的效果。如果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是推动共产党进行政治改革，那么，他需要领导层中有叶利钦这样热情支持改革的人，以保持对保守派的压力。然而，个人因素战胜了政治考虑：戈尔巴乔夫不希望与一位有感染力的同事分享明星的荣耀。他只有同沉默和平庸的伙伴在一起才感到舒服，这就是导致他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不但对叶利钦是这样，而且通常对他所挑选的所有人员都是这样。
很难相信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一直非常憎恨。直到1989年春，他在私下和在公开场合还说，他所希望的仅仅是回到戈尔巴乔夫的队伍中。他或许并不是这个意思，并从不满足于充当一个小伙伴。我们永远不会确切地了解这一点，因为他在1988、1989或1990年都没有得到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工作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在当时是存在的。
即使叶利钦证实他无疑在公众中很受欢迎，他有能力推销戈尔巴乔夫想推行的计划，戈尔巴乔夫仍继续就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反对他，甚至仍在利用克格勃的卑鄙伎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确曾暂时停止批准对叶利钦有人身危险的行动）。
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议会主席后，他决不会再被漠视，每当他们俩达成协议，总是戈尔巴乔夫违约，他总是指责叶利钦玩政治游戏。叶利钦的滑稽动作和哗众取宠的嗜好无疑令人厌烦，但他从不违背主要协议，而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10月有关沙塔林计划的问题上，以及1991年5月有关亚夫林斯基改革尝试的问题上，都违背了原来的协议。
看一看公开的记载，就很容易理解像叶利钦这样自傲的人是怎样对戈尔巴乔夫逐渐产生发自内心的憎恨的。
说到那一点，人们必须承认，叶利钦常常以不负责任的要求来使关系恶化，他的观点常常前后矛盾。尽管他嘴上不承认，但他的行为，特别是1990年和1991年的行为通常是有意尽可能向戈尔巴乔夫展现他最恶劣的一面。他知道该如何从心理上激怒戈尔巴乔夫，并善于选择时机。1991年2月，他要求戈尔巴乔夫循例辞职：叶利钦毫不怀疑，戈尔巴乔夫将试图利用党内强硬分子来赶走他。但这种展现在电视摄像机前的企图，正是叶利钦所需要的，为他竞选俄罗斯总统的运动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戈尔巴乔夫似乎从未意识到，正是他反对叶利钦一事，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使得叶利钦受到公众的欢迎。对于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自豪而且——直率地说——因其智力而傲慢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令人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但是，任何一位政治家如果误入歧途，羞辱其潜在对手，然后他所采用的策略又使其对手深受公众欢迎，那么他便不可能保持敏锐的判断力，以引导国家渡过艰难的危机。
苏联能够和平地（或者比较和平）转变为民主国家的唯一实际希望在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能够及时认识到，他们必须进行合作。直到1991年7月29日为止（在那一天，戈尔巴乔夫同意将帕夫洛夫、普戈和克留奇科夫解职），他们并未开始进行合作，应该为此受到更多指责的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叶利钦；而在1991年8月21日以后，正是叶利钦的所作所为最终使帝国变为联邦或邦联国家的希望破灭。就个人关系来看，两个人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关系方面，历史将把他们两人都视为不成功的政治家，因为他们都让个人因素遮住了双眼，看不到他们竞争的政治后果。
戈尔巴乔夫的遗产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竞争，尽管在1991年12月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但它决不是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方面。从1985—1990年年中，叶利钦只是一个边缘问题。对戈尔巴乔夫作为国务活动家的任何评价，都必须超越他的个人关系。
俄罗斯人目前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分歧很大，并常常受到评论者同戈尔巴乔夫个人关系的影响。如果撇开那些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西方付钱或不付钱的“代理人”的歇斯底里和非常不负责任的指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种不同的思想派别：
1.戈尔巴乔夫只是“俄罗斯历史表层的一个脓包”，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他进行了一些改变，以增加其权力，如果这些事情导致了改革，那也只是其他人努力的结果，而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功劳。
2.戈尔巴乔夫最初的确进行了改革，但他后来迷失了方向。社会变革的速度超出了他理解和控制它们的能力。因此，戈尔巴乔夫最终成为他所发动的改革的牺牲品。
3.戈尔巴乔夫是真正的改革者，无论如何，他不得不对付党的领导，党反对他所提出的改革，如果他毫不妥协地坚持改革，党就会剥夺他的权力。
因而他采取了战术上的妥协，并设法使自己不受党的控制。他认识到需要进行改革，但这一认识是逐渐形成的，并变得越来越激进，如果他再能得到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他一定能成功地摧毁共产党，建立起以法治为基础的国家，并保持一个以苏维埃共和国为核心的邦联制联盟。戈尔巴乔夫本人认为，他是一个真正和彻底的改革者。他在1992年3月的谈话中指出，以前每一个在其统治初期试图进行改革的俄罗斯领导人，在其统治的末期都变成了反动分子。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即为一例：亚历山大最初支持国务大臣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提出的宪法改革，但在保守派的反对面前，他自己也把宪法改革看作革命活动，逐渐变成反动分子，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改革者就是那样因环境的压力而改变！从而开始反对他们当初所向往的事物并反对他们所为之奋斗的事业。”戈尔巴乔夫大声说。接着，他否认自己是这种类型的人：始终维持道义立场是极为困难的。但我决不放弃我最重要的政治选择。这是道义的选择。我认为，归根到底，正是他们所说的我的战略和方法的“优柔寡断”和“缓慢”（我把这些话放在引文中），使得进步势力在社会中发展起来，正如他们现在所说的，这一切成为维护和发展民主改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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