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作用
在结束冷战和苏联解体中，西方特别是美国起了什么作用，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就像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评价一样。在这方面，人们的看法似乎更多地是依据他们个人对有关政治家的政治态度，而不是依据对事实的不带偏见的审核。那些对里根、布什、撤切尔夫人或科尔持好感的人认为，当时发生的多数事件应归功于他们的政策。而那些在政治上持相反观点的人则丝毫也不承认这些政治家的作用。他们认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单枪匹马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例如，挪威议会似乎就属于这一派，它将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戈尔巴乔夫一人。
为了清楚地考虑责任问题，我们必须区别三种转变：结束冷战，结束共产主义在苏联的统治，结束苏联自身。尽管三者有明显的联系，尽管结束冷战所引起的事态发展导致了另外两个事件，但是，美国和它的盟国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很大分歧。
冷战按照美国所确定的条件结束，从开始美国对此就有所考虑，1984年1月，里根政府明确地提出了这些条件。这些条件并不想伤害一个和平的、实行改革的苏联的真正利益，尽管它涉及苏联统治方式的根本改变——这些改变无疑将改变苏联政权的性质。
从担任苏联领导人之时起，戈尔巴乔夫就认识到，只要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存在，他就不可能进行成功的内部改革。最初，他试图仅靠军备控制来缓解这种紧张关系。但它没有奏效（转折点很可能是1986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议），于是他便开始全面响应美国的四点议程。然而，这根本不是对美国的让步：国内的事件使他确信，如果他设想的改革是可行的，那么必须向世界其他地方开放苏联社会，并开始民主化进程。这样，美国及西方的议程便开始与他的计划不谋而合。
由于就议程的四个主要问题取得了进展，具体问题便非常迅速地解决了——那正是美国的政策计划加以鼓励的事情。移民更加自由；新闻媒介可以报道各种各样的问题；举行真正的选举；而与此同时，我们同意取消中程核导弹，以促使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并帮助安哥拉、纳米比亚、尼加拉瓜和柬埔寨的各方调解当地的战争。某一地区情况的改善有助于解决其他地区的问题。
如果美国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一切还能够以这种形式和这种速度发生吗？人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莫斯科做出决定时的处境，便不会说一切仍将如此发生了。
有些人主张更软弱的武器政策：冻结或单方面削减核武器，拒绝以在欧洲部署军队来对付SS—20导弹，这决不会鼓励苏联减少军备。即使戈尔巴乔夫对此有足够的理解，这些政策也将会逐渐破坏很可能是唯一的论据，使苏联军方难以相信应该削减核武器。苏联不可能赢得军备竞赛，因而它必须找到结束这种竞赛的方法，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戈尔巴乔夫对付持强硬路线的批评者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我们的“鸽派”将使他丧失这个武器，并很可能延长冷战，增加那些以为能够赢得核战争的苏联将军发动不计后果的战争行动的危险。
某些西方政治家想用武力控制国际关系及一切有关的事情，如果让他们来制定政策，冷战也不可能以这样的速度结束。军备控制协议有可能更快地签署（尽管这一点并不肯定），但是，苏联国内的改革很可能要推迟数年，直到苏联领导人认识到，仅靠减少军事负担并不能解决更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如果没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彻底转变，如果仍以阶级斗争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那么已经达成的协议很可能会变为进一步争论的源泉，而不是建立互相信任的基础。
怀疑论者认为苏联领导人不可能达成并遵守一个合理的协议，如果让这些人来制定政策，也会阻碍冷战的迅速结束。如果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不准备在合理的基础上缔结协议，那么，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妥协的努力就会停顿下来，他将被迫更早地中止改革，并变得比他最终显示的更加强硬。
总之，我认为冷战结束的原因在于，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某种一致性：
（1）西方进行公平谈判的政策及其相应的力量、决心和愿望；
（2）苏联领导人最终认识到，苏联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它必须进行内部变革，但它只有同西方合作才能做到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里根以及美国的盟国在这一进程中都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值得受到称赞。任何单独的个人都不可能使之成功，绝对不可能。方案是在华盛顿制订的，但它未必能在莫斯科制订出来，即使是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那样足智多谋的领导人。当里根政府明确表达了结束冷战的战略时，它并没有计划结束共产主义在苏联的统治。这并非因为那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目标，而是因为政府中的关键人物明白，美国不可能从外部推翻苏联政权，在此方面的直接尝试反而会加强该政权。里根总统希望苏联停止威胁他国，并相信，掌握了情况的苏联公众对其政府施加的影响，能够有效地制止苏联的侵略倾向。他支持鼓励苏联的民主化、人权和信息的自由流动的政策，但他没有试图为苏联人民规定政治结构。那是要由他们自己决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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