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谈话不用提醒，不用看笔记，他向客人列举了九条即需纠正的“消极现象”。其中政治方面占了一大半：言论自由的控制、民主的缺乏、党群关系的脱离、政治领导层中集体习惯（也即团体合作精神）的丧失以及外交政策的僵硬。其余的是有关经济方面的不良现象，如新技术应用缓慢，重视重工业而忽视了消费品的生产，缺少激励机制，容忍平庸，等等。
尽管国内问题是叶利钦关注的主要对象，他的言谈同时也表明他对正在进行的美苏军控谈判中的原则性问题也相当熟悉。他迫切希望通过谈判促成协议的签订。他说：“这样的协议对于改革的实施是必不可少的。”
当时我突发奇想，若换了利加乔夫，他决不会像叶利钦那样谈论党群关系的脱离；换了戈尔巴乔夫，也不会谈论集体合作精神的丧失。尽管叶利钦的谈话都是以一党专政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前提，都是以他称之为回归“真正列宁主义”的主旨为前提，但他着重强调了被其他人所忽视的或者——至少在公开场合和在外国人面前——所否认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戈尔巴乔夫，他虽然也会毫无疑问地认为与美国达成军控协议对改革是必要的，但他不会如此坦诚地表达出来。他的立场是，美苏两国都需要裁军，都会从中受益，即便美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苏联也完全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实施改革。
同盟产生裂痕
1987年9月下旬，包括我们在内的驻莫斯科外交使团都接到一份请柬，邀请大使们去市党委的政教大楼与莫斯科市党组织的第一书记会面。政教大楼靠近莫斯科市百老汇商业路内环，自从它对外开放以来，已逐渐解除了对外国外交官员的限制，至少对来自非共产党国家的外交人员来说是这样。有机会到苏共的党员干部培训基地去参观并再次同叶利钦交谈，对我来说这机会不可抗拒，我欣然前往。
虽然这次会见的目的是为了向驻地使馆的负责人员阐述莫斯科城市的未来发展规划，但叶利钦却谈到了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他指出目前“改革处于非常时期”，正处在从建议到具体实施的过渡阶段。社会压力很大，人民迫不及待地要享受成果。如果经理们、政治领袖们不能适应改革的要求，他认为，应该予以免职。他还描述了他对莫斯科党组织进行全面改革的情况。
在会后走廊的闲谈中，我发现一些外交同行们感到叶利钦用词夸大，如“非常时期”等，他们认为情况并未危急到用这种语言的地步。
然而，在我看来事情似乎确实不那么简单。毕竟，戈尔巴乔夫当时一直告诉民众说改革已经走上正轨，最困难的时期已过，改革正在开始带来积极的结果。但对叶利钦而言，危机依然存在，因为当时改革只是刚开始由决策阶段向实施阶段过渡。我当时认为叶利钦的分析更能说明问题。会厅里除叶利钦本人之外，没有人知道就在20几天之前他给当时还在黑海度假的戈尔巴乔夫写了封信。据后来他出版的回忆录记载，他当时在信中严辞斥责了利加乔夫的总体工作作风，特别是对莫斯科党组织事务的干预。他同时还未指名地提到在政治局里还有其他一些委员反对真正的改革，他预感所有这一切会导向酷似他们曾一度想竭力解决的勃列日涅夫“停滞”状态。他最后请求解除他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所担当的职责以及莫斯科党组织第一书记的职务。
两人不久就此展开了争论。后来戈尔巴乔夫公开声称叶利钦已经同意等十月革命70周年庆典之后再与他商讨这个问题。但叶利钦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却予以否认，并说戈尔巴乔夫当时只是告诉他等“以后”再同他商谈这个问题。
可是，这一等就是1个月。10月下旬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时叶利钦主意已定，决定不与戈尔巴乔夫商讨就直接将这一问题带到中央委员会上去。就在戈尔巴乔夫准备结束这次全体会议时，叶利钦向与会代表重申了他对党的书记处的指责，指责它仍未按照最近做出的决定改变其工作作风，人们也因此开始对改革失去信心。他再次请求免去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所有职责。
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这次干预极端愤慨，他故意曲解叶利钦的批评，谴责叶利钦有狼子野心，号召大家就此展开讨论。在这位领袖的授意之下，代表们纷纷起来斥责叶利钦。27人中只有美加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一人言词比较温和。
尽管叶利钦一再重申他支持改革，否认他自己想分裂中央委员会，尽管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不当的时机谈论这个问题的行为而抱歉，但戈尔巴乔夫仍然施加压力对他进行批判，还一再歪曲他的发言。
例如，叶利钦说“一些政治局成员”对戈尔巴乔夫与改革的赞扬是虚情假意的，戈尔巴乔夫就打断他的话，指责他对整个政治局培育“个人崇拜”（斯大林主义的代称）的指责是政治上的无知。而实际上，叶利钦并没有指责整个政治局，他只是说有某些政治局成员阳奉阴违，当面赞美戈尔巴乔夫，而背后却试图破坏他的政策。
戈尔巴乔夫继续对他对叶利钦滔滔不绝的责难，不让叶利钦有申辩的机会。当有人高呼叶利钦只考虑一己之利时，戈尔巴乔夫接过这个话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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