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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亲历记_[美]小杰克•F•马洛特克【完结】(60)

  乌兹别克斯坦及其“腐败现象”

  在1986年和1987年哈萨克斯坦政局波动期间,人们对腐败的指责并不强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邻近的乌兹别克斯坦,反腐败运动却开展得如火如荼。

  早在戈尔巴乔夫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前,反腐败运动就已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展开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友、长期以来一直担任该地区党的领导职务的沙拉夫·拉希多夫于1983年逝世。他的死,使令人触目惊心的贪污腐败现象渐渐地暴露出来。拉希多夫的继任者伊纳姆宗·乌斯曼霍孔耶夫为转移人们对他个人的注意,在抨击其前任的同时,表面上也配合执法官员进行调查工作。审查出的一些案件令人发指,涉及成百上千的官员,他们狼狈为奸,虚报棉花产量,从子虚乌有的商品中攫取钱财。乌斯曼霍扎耶夫想蒙骗警察的企图终究是徒劳的。1988年1月,他被革职,并因多项重大罪行受到指控。

  乌斯晏霍扎耶夫的继任者拉费克·尼萨诺夫在1988年宣布说,自1983年下半年以来,在乌兹别克有100名官员因贪污腐败而受到起诉,有3000人被革职,另有1.8万名党员被开除出党。有两名罪大恶极者被处以极刑。

  不管这些指控多么有效(似乎大部分都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乌兹别克的反腐败运动最终并未击中要害。乌兹别克人认为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腐化现象是整个体制的错误,而单把这些官员拉出来作为替罪羊,令他们深为不满。毕竟,除了一些针对勃列日涅夫亲贼的指控外,许多被指控收取贿赂的人住在莫斯科,而不是在塔什干,但当局并没有做出努力,对那些住在莫斯科的人进行司法审查。而且,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莫斯科派来的最成功的调查人员(指取供与定罪)中,有两名后来被指控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不正当手段来榨取供词,并转稼到无辜者身上。他们就是来自莫斯科的亚美尼亚人特尔曼·格德连和来自列宁格勒的俄罗斯人尼古拉·伊万诺夫。直到他俩在指控莫斯科的高级官员时故伎重演,莫斯科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当外来者(主要是俄罗斯人)被委派到乌兹别克斯坦担当因乌兹别克族领导人被捕而空缺的行政职位时,乌兹别克人所受到的伤害与侮辱也接踵而来。外来的领导对这个地区及其习俗知之甚少,更别说是对其语言的了解了。在许多乌兹别克人看来,整个“反腐败”运动不过是帝国主义者的诡计,目的是使这个地区处在莫斯科更加严格的控制之下。

  我在1988年2月访问塔什干的时候,发现这里的氛围与70年代没什么两样。外国来访者仍然无法接近党的高级领导人。我们美国人虽受到了肴撰和优美舞蹈的热情款待,可当我在一个由美国情报局发起的展览会开幕式上发表户外演讲时,看到只来了一些专门由当地政府机构特准的客人,并且,50码开外的一辆卡车的噪音吞没了我们的喇叭声。政治领导层的气氛那时依然很紧张,不过,对此也不必感到奇怪,因为针对“乌兹别克事件”而开展的检举活动仍然方兴未艾。

  不过,我还是尽力作了两次值得回顾的访问,一次是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的穆斯林宗教委员会的总部,一次是拜访它所管辖的那所大学。

  那里的清真寺和它的综合图书馆虽得到了较好的维护,但看起来毫无生气,甚至有点死气沉沉。这所图书馆藏有3000多卷手稿,近三万册图书。当主人领着我参观这两座建筑的时候,我觉得有种荒凉的感觉。那时对宗教活动的限制才刚刚开始有点松动。虽然穆斯林团体于二三年后在处于萧条的清真寺里组建了几所新的宗教培育学校,但在1988年这个时候,人们对未来还把握不定,与外来者进行讨论时也是顾虑重重。

  那所大学显得很拥挤。就其建筑风格,特别是就其教员的种族构成而言,与其说它具有中亚风格,还不如说它更具有欧洲特色。甚至从学生的构成来看,似乎非亚洲学生所占的比例也远高于来自当地的学生。

  那年有两名美国研究生被录取到乌兹别克国立大学的塔什干分校学习。

  他俩的专业都是突厥语言文化,他们主要与乌兹别克学生以及其他说突厥语的学生来往。他们要求大学的行政部门开设一门乌兹别克口语课程,并请求我给予支持。正常的课程表中没有安排这门课。我当然乐于帮助他们,只是惊异于学校的管理人员为何在宣传民族文化上如此迟钝。宣传民族文化本是大学这样的机构所应尽的职责。毕竟,如果一个人想进一步深造当代乌兹别克语,不在乌兹别克国立大学学习,又能到哪里去呢?

  塔什干的政治当局仍然抵制组建一个突厥学中心的建议。斯大林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仍然大行其道。莫斯科拒绝支持任何这种研究,因为担心它有可能引起说突厥语的各民族意识到他们之间血脉相连的亲缘关系,害怕这种研究会给地方的联合提供讲台,从而损害帝国中央的利益。

  共产党官员的担心还在于,不只是哈萨克人和大多数中亚人,甚至连俄罗斯联邦中也有不少民族如鞑靼人、巴什基尔人、雅库特人也都属突厥语系,对这种同源同根的注意可能使他们与土耳其的关系更加亲近。土耳其是唯一一个说突厥语的独立国家。而土耳其不仅是北约的成员,其前身奥斯曼帝国曾经是俄罗斯帝国南边的主要对手。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内战期间,一些反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就曾在泛突厥口号下展开过斗争。然而,由于这几个相邻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是如此的明显,官方对突厥学的压制非但没有淡化他们之间的民族情结,反而激怒了突厥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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