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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亲历记_[美]小杰克•F•马洛特克【完结】(62)

  那一年,安德烈·萨哈罗夫积极活动,试图解决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之间的冲突。他给戈尔巴乔夫寄过不少备忘录,并写过不少信,他个人还与雅科夫列夫以及其他高级官员进行过商谈。12月,在雅科夫列夫的建议之下,他与妻子叶琳娜·波纳先后访问了埃里温、巴库以及斯捷潘纳克特(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首府),与双方进行商谈,以期达成和解。

  尽管他们努力寻找解决分歧的办法,与理应比未受教育者更理智的知识分子进行接触,双方之间的分歧仍是根本无法弥合。最后,他们不得不带着深深的沮丧回到莫斯科。

  萨哈罗夫迈出了自认为是原则性的一步。他感到既然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亚美尼亚人占了大多数,就应给他们以所希望的政治地位。如果这样做使阿塞拜疆人不安,那么政府当局就有责任使用武力来制止暴乱。

  尽管我对他的正直深感钦佩,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建议可能带来危险的后果。正式允许领土转让,不管原则上理由多么充分(当然,这原则本身就值得商榷),这种转让必然要导致大量流血冲突。保护人民生命的安全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除非苏联返回到警察国家的年代,这恐怕是萨哈罗夫最不希望出现的情景。

  鉴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拒绝变动宪法所规定的状况是可以理解的。但令人费解的是,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他对亚美尼亚人的偏见甚至与日俱增。如果想使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仍受阿塞拜疆政府的司法管制,如果想避免以后不再发生领土转让的争端,就应明确警示巴库,要求它必须保护居住在这块飞地上的亚美尼亚人的权利,建立一个合理的监督机构,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两个共和国各自驱除对方民族的居民。

  如果放手让他们自己来处理,莫斯科给予必要的支持,像维吉罗夫和哈鲁丘年这样的官员是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的。但是,他们没有行动的自由。处在持消极态度的莫斯科和满怀高昂政治热情的共和国之间,他们进退两难。两个民族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旧恨又添新仇。

  1988年,这两个共和国里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运动,而是分别忙

  于寻求莫斯科对其各自领土要求的支持。在这一点上,他们谁也没有对自己在苏联的地位或对“社会主义”所承担的义务表示过怀疑。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大多数负责处理该问题的莫斯科官员认为问题虽尖锐,但并不具普遍性,也不能看成是苏联总体民族政策失败的征兆。

  波罗的海寻根

  在苏联的西北边陲,一种来得更直接且不同于其他共和国的挑战在波罗的海3国正在加剧。20、30年代它们都是独立的国家。

  在苏联几十年的统治下,居住在波罗的海的人们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说话时颠倒黑白,彼此却又心照不宣。据说,当时选举出来的议会自愿请求获得并入苏联的特权。二战后,如果发现谁曾在战时被捕过,就会毫无例外地被定性为与纳粹勾结和犯下了战争罪行的“阶级敌人”。

  为掌握自身未来命运的主动权,波罗的海三国首先要做的,是恢复它们的历史真相,尤其是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那份玩世不恭的交易迫使它们并入苏联的真相。关于这一点,莫斯科一直声称这是帝国主义者的宣传。

  1987年8月23日,即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议签定的纪念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组织了抗议游行活动,以试探一下公开性的容忍度。当时有1000多人参加了游行,莫斯科没有进行过分干预。一年后,示威游行的队伍就扩大到了几万人的规模。

  1988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对莫斯科的抵制变得更有组织。爱沙尼亚首当其冲,最为活跃。1月份,他们为一个民族独立小组制定了一项计划,此计划提出了今后三年支配其政治辩论舞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恢复爱沙尼亚被苏联吞并的“历史真相”、公布镇压爱沙尼亚人的种种行径、恢复爱沙尼亚民族语言以及爱沙尼亚民族在共和国中的“主导地位”、保护环境、以自由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保证国际普遍认同的人权、只在爱沙尼亚境内服兵役、多名候选人竞选、重新在海外设立爱沙尼亚外交机构、把爱沙尼亚原来的独立日作为国庆日,等等。

  这项声明清楚地表明,其最终目的是恢复爱沙尼亚的独立,尽管计划的起草人愿意“在现行体制下维护爱沙尼亚人的利益,其活动所起的作用相当于爱沙尼亚共产党的一个民族反对党”。在当时,共产党是苏联境内唯一的合法的政党,因此在爱沙尼亚和其他共和国内,人们决定组成“多民族阵线”,而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政党。给他们的组织一个有别于“政党”字眼的名称,组织者就可以避免法律上的指控,也可吸引共和国内共产党人的支持。他们还把绝大部分活动冠以“支持调整运动”或改革运动,以避免与莫斯科关系紧张。由此他们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他们的运动是支持而不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

  这种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爱沙尼亚人在4月份建立了一个“支持改革民族(或人民)阵线”,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即声称已达到4万名成员。7月份,立陶宛成立类似组织,此后以“萨尤季斯”而闻名遐迩。萨尤季斯的立陶宛语意思就是“运动”。拉脱维亚也不甘落后,于当年夏秋之交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计划草案。到10月份,这3个共和国都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一系列方案,其性质类似于1月份爱沙尼亚知识分子起草的那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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