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三条建议源于苏联境内许多地区出现的严重分裂主义倾向。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馆以及驻列宁格勒的总领事馆一直在密切注意这个多达100多个民族、横跨9个时区、民族与地区分裂倾向越来越明显的国家的动向。就我们一个规模中等的使馆以及一个小得可怜的领事馆而言，要想给予这么一个泱泱大国以必要的注意，显然力不从心。因此，我建议在苏联各共和国首府开设几个办事处，每个办事处安排4至5名工作人员。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跟踪事态发展，展示美国存在，并不需要什么秘密材料、保密会议室及密码咨文。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需要递送什么绝密报告，他可以到莫斯科来，从使馆寄发出去。
美国国务院负责苏联问题的同事告诉我，我的咨文很受重视，很有实用价值；对新一届政府在对苏关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上都进行了一流的分析。然而，事实上，除了那条要求把一些跨境问题纳入议事日程的建议之外，我的所有其他建议似乎对随后几个月逐渐出台的政策影响很小。特别是，拒绝利用经济压力推动戈尔巴乔夫加快裁军和市场改革的建议遇到了强大阻力。
东欧
正当我忙着给新政府起草建议时，我从国务院的同事那儿获悉，国务卿贝克正在认真考虑与莫斯科就东欧的未来进行商谈的可能性。这种考虑源于前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想法。曾有人告诉我说，基辛格认为东欧很快就要爆发反叛事件。如果美苏之间没有达成谅解，那么这场反叛就会直接导致混乱，或许还会导致苏联的干涉。
基辛格最近访问了莫斯科，并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尽管基辛格没有与我谈论他的想法，但我推测，他一定会把他的观点告诉戈尔巴乔夫。如果真是这样，他很可能会得到鼓励。因为只要戈尔巴乔夫能够把美国拉到一起来商谈东欧未来问题，不管美国的立场如何，这种会谈都会让东欧的“民族主义者”感到灰心沮丧。
正因为这个原因，当我听说这件事后，感到非常吃惊。尽管我可以肯定地说，基辛格并不想承认苏联对于东欧的控制是合法的，但一旦发生了这种会谈，也就恰恰从客观上承认了这一点。这种会谈，往最好处说，会被认为是超级大国在限制东欧人民的自由；往坏处说，会被认为是超级大国企图重新瓜分东欧。
我完全了解那些赞成与莫斯科商讨东欧问题的争论。华沙条约国家，特别是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波兰这几个“北部边层”国家，表面上仍然处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其形势却是一触即发。一旦其中的一个或更多个国家发生动乱，并导致苏联的干涉，就会重现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1956的匈牙利事件以及1968年的捷克事件；或者会出现由苏联支持的民族共产党政府当局宣布戒严的局面，就像1981年波兰出现的情形一样。这样，改〔191〕革的整个进程以及已经缓和了的东西方关系就会中断，就会出现大量的流血伤亡，国际紧张局势就会危险的升级。因此，必须尽可能地避免这种可怕的局面出现。
不过，我反对同苏联就东欧问题进行协商，理由有两个。其一，我认为不可能再出现我们过去所见所闻的由苏联指使的那种镇压活动，这一点勿庸置疑。尽管苏联仍然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但莫斯科已无意在东欧地区恢复使用武力。入侵阿富汗已经证明这样做会在社会舆论方面付出惨重代价，戈尔巴乔夫好不容易才把自己的国家从这场失败的冒险中解脱出来。要继续贯彻他的全面改革计划并巩固其目前的政治地位，他就不可能再贸然于欧洲中心地带引起军事对抗。
其二，有清楚的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将鼓励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沿着他试图在苏联推行的改革路线着手东欧国家的改革。如果他真地将之付诸实施，东欧各种被释放出来的力量就有可能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但等到苏联领导人明白这一点时，他们已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事实。采取其他任何措施只会有损他们在国内的统治。
在这种态势下，由美国提出就东欧未来地位问题与苏联进行谈判的建议，只会导致人们认为美国阴谋限制东欧人民的自由。我认为，这样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东欧人一旦获得了对自己国家的控制，他们就不会再容忍任何对他们行动自由的限制。更为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在道义上无权这么做，而且——回顾一下我们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所采取的立场——我们这么做等于在出卖东欧的民主力量。
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与苏联会谈时应完全回避东欧问题。我们需要表明的是，我们对该地区没有任何企图，我们也无意于在华沙条约国寻求独立后，向东扩大北约组织，我们同时也应让戈尔巴乔夫明白，如果他使用武力来阻止东欧的民主进程，那么一夜之间，业已改善的东西方关系将不复存在。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就东欧的未来进行专门的商讨，这些问题可以在我们正常的接触中谈论。
鉴于这些理由，我加入了国务院东欧室与苏联室的大辩论，我竭力反对被标榜为“基辛格首创”的这个建议。我是4月下旬回到莫斯科的，当我听说国务卿贝克已经决定放弃与苏联就东欧问题进行商谈的建议时，我松了一口气。
苏联对外政策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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