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民族情绪正在滋长。年底前，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决定自1990年1月1日起乌克兰语成为国语，新议会选举定于1990年春。鲁克及其同盟运动蓬勃发展。11月底，戈尔巴乔夫访问罗马前，解除了对乌克兰天主教的禁令。联合教大会开始接管1946年划归俄罗斯东正教的各教堂。
乌克兰共产党受到两面夹击。切尔诺贝利事件三年后，媒体最后揭露出事故引发的辐射量比公布的要大得多，更多的地区居民不得不疏散。显然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参与了掩盖真相的活动，对核事故未能做出适当的反应。
紧接着，在主要产煤区多耐盆地，矿工举行了大罢工。他们甩掉当地党政领导和党支持的工联，组织了自己的“工人委员会”，比官方当局更有效地管理着这一地区，从而打破了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的神话。戈尔巴乔夫许诺不久将进行地方选举和经济协调。
但西部的民族主义与东部富于战斗精神的工人尚未形成强有力的联盟。西部要求政治改革和乌克兰化；东部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提高生活水平，对该地区逐渐俄罗斯化并不太在意。
虽然白俄罗斯活动家在1989年的大部分时间受到了更大的压制，但切尔诺贝利真相的揭露在那里产生了甚至更强烈的影响。其原因是它地处核电站的迎风带，受辐射面要远远超过乌克兰，受辐射污染的程度也比乌克兰严重得多。
明斯克的知识分子继续揭发斯大林的暴行，复兴白俄罗斯语言文化，抵制破坏环境的政策，但是共产党当局不断阻挠他们，禁止党员参加相当于萨尤季斯和鲁克的白俄罗斯组织，即阿德拉真尼运动，拒不审批阿德拉真尼领导人在明斯克召开成立大会的场所。大会被迫在邻近的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对之表示同情的报纸编辑们受到威胁说，如果他们报道这个非正式团体的活动，就会丢掉饭碗。
在3月的苏联人代会选举中，持不同政见者击败了几个党棍，其中有明斯克党组织领导人。某些阿德拉真尼的领导人，如瓦西里·比科夫，与莫斯科改革派党政官员交情甚好，在明斯克对强硬路线颇有微词，指责现行政策与改革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努力促使《真理报》7月发表社论，批评白俄罗斯领导层“不着边际”。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隐瞒切尔诺贝利真相的愤慨日益增强，一份发表的地图显示出受辐射污染地区正在扩大，但没有采取疏散行动，也没有向许多当地居民发出警讯。共和国20％的耕地受到影响。9月，灾区居民聚集在明斯克举行群众示威，在公众的强大压力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批准了一个移民计划，将10万人迁出灾区。计划耗资几乎是整个白俄罗斯政府正常年预算的两倍。除非莫斯科一反常态，慷慨解囊，否则根本不清楚钱从何来。官方的敌视使阿德拉真尼受惠。到1989年末，该组织已发展到10万会员，其中60％是在该组织被迫在立陶宛召开大会之后加入的。
摩尔多瓦的运气不错，在恢复文化遗产方面比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得到了共产党的更多支持，但他们也有难念的经：少数民族越来越反对他们的行动。
摩尔多瓦人民阵线在其成立大会前后的一年中，迅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到夏末，人阵召集了30万人的大游行，支持摩尔多瓦语为国语，恢复在罗马尼亚使用的拉丁字母。在这种压力下，最高苏维埃把摩尔多瓦语定为国语，指定俄罗斯语为“族际交流语言”。在议会里，代表们交叉使用摩尔多瓦语和俄语，并为那些双语不熟练的议员准备了同声翻译耳机。
摩尔多瓦人民阵线的声势激起俄罗斯族也建立了一个名为“统一”的反对组织，类似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国际阵线”。加告兹（基督教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等更小的民族也组成了以民族为基础的组织。
有好几个月，当局不给这些组织办理正式登记手续，但它们最终还是于11月正式注册。同月，彼得卢·卢钦斯基被推举为共和国党组第一书记，接替保守派塞米扬·格罗素。后者神出鬼没地出国了，到苏联驻墨西哥使馆填补了一个极不起眼的农业代办的外交空缺。
卢钦斯基虽有斯拉夫的名字，却是摩尔多瓦人，曾是塔吉克斯坦的第二书记。他还不到50岁，比格罗素年轻，更支持改革。像他的乌克兰同行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一样，他的大政方针与戈尔巴乔夫接近，这就意味着最终他除了能讨得戈氏的欢心外，不会取悦任何人。比起前任，他给人阵一派以更多的自由，此举令主张统一的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大失所望。但他反对更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他试图安抚分离主义的要求，调停摩尔多瓦民族主义和实力雄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间的矛盾，但他的努力最终却葬送于统一毫无妥协余地的争吵。后者连安慰摩尔多瓦多数派的象征性妥协都不愿意做出。
1990年，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反对派运动日趋强盛。戈尔巴乔夫将卢钦斯基和伊瓦什科召至莫斯科，把他们拉进改组后的苏共政治局。
民主还是独立
羽翼未丰的苏联反对派组织刚刚开始联合时，却呈现出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各组织要求更民主、更开放，结束一党制，俄罗斯的反对派组织强调个人自由。另一方面，人民阵线强调的则是其民族的自治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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