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整肃。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这条路的地基结构是清清楚楚的：台湾人已经习惯，情况再坏，总有下一轮的选举;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选票在他手里。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那么，如果生活方式的选择才是问题的关键核心所在，你跟他谈「血浓于水」、「民族大义」、「国家大业」等等大叙述，是不是完全离了题?
5.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菁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出。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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