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克服这种人性之恶的方法，正是“同理心”。
我人生第一个同理心的“大事件”，来自外婆的重病。十一岁之前，外婆对我的疼爱照顾无微不至，直到她突然心脏肿大，住进了台中中山医院加护病房。
那是某一个傍晚，外婆突然喘不过气来，四阿姨一看不对劲，赶紧带着外婆住院。我看着救护车呼啸，笛声回鸣，好像准备穿透我的一切，永恒隔下一道分割线。
之后，我又跑又走了约莫三十分钟的路程（在那之前，我出名也可笑地连过街都要大人牵手才敢），经过了十几个红绿灯，穿越了许多不熟悉的街道，不断问路边人：“请问中山医院在哪里？”那是我的第一次“流浪”，我知道我往哪里去，却不知道自己的远方有多沉重。我明白一个十一岁孩子在医院里不能做什么，但是我必须抵达那里，那是我在人间惟一的依靠：她躺在隔着一个高墙厚门的病房里……她正被急救，医生说她可能度不了。
我不是一个节俭的孩子，外婆给多少零用钱我从来只有透支，没有存余。深夜，茫然地回家，口袋只有五块钱台币，饥肠辘辘，到了家门对面的面摊子，下意识走进去，点了一碗阳春面。
面摊老板是一个外省退伍老兵，煮得也擀得一手好面。外婆疼爱我，常常瞒着阿姨们带我至面摊子点卤蛋、海带芽、卤猪耳朵，加一碗阳春面。那个深夜，老板看我一个小孩走进来只点阳春面，便惯常地问：“卤蛋？”我平静回答：“不要。”
第二天，中午当然没有人帮我准备便当，正在长大的孩子，到了下课放学，已饥饿难忍。又走进面摊，问老板：“我可以只要半碗阳春面，付一半的钱吗？”我的声音平静，表情更平静，可能自小倔强，做任何事遇任何状况都不轻易流露情绪吧！老板想了一下：“好。”没有多久，他给了我一整碗阳春面，我愣了一下，因为我怀疑他耳朵是否听不清，而且我口袋铁定付不出一碗阳春面的钱。没敢动筷子，走到正热腾腾煮面的摊子旁，我拉拉他的手：“老板你搞错了……”他立即以浓重的四川乡音回答我：“你先吃，我忙，待会儿再说。”我坐下来，还没吃完半碗，老板突然扔了一个卤蛋到我碗里，转身又走了。
我静静坐在那里，想等他忙得告一段落，再问怎么回事。约莫黄昏五点，客人少了些，他走过来问我：“小女孩，你的外婆呢？”我据实以告。他立即说：“你以后天天来，外婆会好起来，你不要怕，她回来了，我再和她算钱。”
那一夜我的三阿姨从台北赶回来探望外婆，我赶紧告诉她我欠面摊老板钱的事，她当晚带着我向面摊老板致谢，并还了钱。隔几天面摊老伯伯告诉我，自己十六岁就在田里被抓伕当兵，一路打仗逃难，就靠许多不认识的人一次又一次接济……才能活到今天。“你这女娃儿聪明，好好读书，孝顺外婆。”
十一岁的我没有太多同理心，受到一个中国战乱孤穷老兵的照顾，我没明白，当他说“好好读书”，是因为他没有读书的机会；当他嘱咐“好好孝顺外婆”，是因为他被迫和父母离散，已无孝顺的机会。那孝顺叮咛是遗憾，是另一种想家的表达，是深沉的叹息。
所谓的人性，如果完全不设想他人的处境，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四川外省面摊老板在我们这个本省家庭口中，一直以来绰号就叫“老芋仔”。芋仔是一种不需要施肥的根茎植物，扔在哪里就长在哪里。长相不好，烤熟吃起来却甜甜松松，削皮时手摸着，有点发麻。满山遍野，只要挖个洞，就可找到几颗松软芋仔。芋仔命贱，“老芋仔”型的外省人，命也薄得很。过去光顾他的面摊无数次，我们没人关心他从中国大陆哪个省份来，怎么和爸爸妈妈失散，好似他是个石头里蹦出来的怪物。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只有阳春面特别便宜好吃，一个夜市里搭个违章建筑从早到晚卖面，白天也蜷曲摊旁睡觉的孤伶摊贩。
外婆后来果然安然回家，牵着我向“老芋仔”面摊老板致谢。
一年后，有天面摊门口特别热闹，原来娶亲了。姑娘从梨山买来，清瘦娇小的女子，没隔多久也生了小孩，小姑娘常背着小孩在摊前烫面。面摊老板难得经常带着笑意对人说话，这迟来的幸福，滋味应该特别甜。
我之后常常特别光顾面摊，标准菜色“阳春面加卤蛋”，像一种感念仪式。几次听到他在旁边教太太，面要煮得好，放下去的时候，得立刻捞起来，再搁回去；千万不能一次烫太久，否则汤糊了，面也烂了。
有天面摊老板不做生意了，关了门，哭嚎的声音，穿透薄薄的夹板，凡路经夜市的人都听到。隔壁杂货店老板娘转告外婆，“老芋仔”的梨山小老婆跟人跑了，儿子也带走了，还把他长年积蓄、摆在床底下的现金偷个精光。我望着紧闭的门，有几次冲动想敲大门，但又觉得突兀……就这样过了三天，老芋仔上吊自杀了。上吊时，绳子挂在违章建筑梁上，脸就对着后墙的蒋介石遗照。
这是我的第一堂“同理心”之课，我的“同理心”导师，我不知道他识不识字，上了多少学，我甚至写不出他的全名；但他教导我的“同理心”之课，我终身深刻难忘，恩情似海。他的故事以如此悲惨的惊叹号结束，更令我难以忘却他曾在我寂寞困难时给我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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