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的时候，我总会准备一点零钱，给那个每天在我们小区门口的地下通道里拉胡琴的老人。
看上去，他已经在外边漂泊很久了。
永远爱你的小萱儿
两千年六月二十日
二、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的爱人：
这两年来，我也日益意识到甘地的重要性。
我经常跟好朋友萧瀚一起讨论甘地的话题。萧瀚是甘地的信仰者，甘地在萧瀚心中几乎是不容亵渎的偶像，在朋友圈子里，他是甘地精神最热忱的传播者。
记得有一次几个朋友聚集在一起吃饭，一位朋友随口说："作为政治家，甘地也有作秀的一面。"
听到这种表述，萧瀚立刻站起来大声说："甘地所有的言行都是他心灵的写照，他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表演。你的说法只能说明你还无法理解甘地的崇高。"他因为激动而面红耳赤，他差点就要拂袖而去了。
萧瀚的激动让我感动。可惜，能够充分认识到甘地的意义的国人太少了。国人能够读懂泰戈尔，却无法读懂甘地。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小个子的伟人，带领着他那衰老的民族，居然战胜了世界上所有的强权政治。他说："爱从不索取，它总在给予。爱总在受磨难，可它从不怨恨，也不报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甘地不为所谓的"文明社会"所理解。那些道貌岸然的绅士们，将这个半裸着身体、光着头的老人看作是一个无法归类的怪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甘地头顶的光环日益褶褶生辉，他让那些与他同时代的领袖们统统黯然失色。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甘地为多灾多难的亚洲乃至整个人类贡献了最为丰富的精神财富。
如何实现"甘地在中国"或者孕育出"中国的甘地"，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上周，我到了一趟西北，并且抽了两天跟当地人一起到乡下看了看。回来以后，难受了好几天。心里有太多不得不说的话：关于我们当年曾经在土地上耕作的先辈，关于所有的中国农民。关于这片富饶或者贫瘠的土地。
我从土地上走来，我有着真切的乡村生活的记忆。我与土地之间至今依然有着一条剪不断的脐带。当我走远的时候，脐带牵扯得我胸腹之间隐隐作痛。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一千多年了，中国农民体力劳动的艰辛却一点也没有改变。《圣经》中说：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希伯来书13：3》)
可是，人们都已然背弃了这句箴言。
在远古时代，所有的人类都是农民，都是不顾寒暑、不避风雨，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因此，我们所有人都是农民的后代。我们不能背弃自己农民的身份。我们轻蔑农民，其实是在轻蔑我们自己；我们压制农民，其实是在压制我们自己。在苦难深重的中国，这种背叛尤其显得可耻。
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拥有了核弹和火箭、卫星和网络，都市的生活方式一日千里，新新人类的喜好和时尚变化无穷。唯独农民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在中国，"农民"不单界定着一种职业，更是"贱民"的同义词。
你的信中曾经提到那些冷酷的官僚商贾们，这类人在我身边也有好多。在他们的眼里，农村还颇有些"诗情画意"。他们以为农民个个都像陶渊明一样生活得无比潇洒、无比悠闲。有空的时候，他们还会驱车到农村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们会装模作样地感慨说："要是生活在农村，接近大自然该多好啊！"
他们都是一些没有心肝的人，我们当然不必因他们的谬论而生气。不过，该痛斥他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毫不客气地痛斥他们，不留情面地揭穿他们的虚伪与冷酷。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类人，他们说："农民就该在农村里种地，他们跑到城里来干什么呢？他们搞坏了我们的社会治安！"那副嘴脸，恰似鲁迅先生所说的"先阔起来的人"。
我真想请求上帝惩罚他们，让他们下辈子出生在农村，亲身经受一个农家子弟的痛苦与艰难，看他们还会不会如此嚣张和狂妄？
宁萱，你平时大概经常看《南方周末》吧？这是一份在当今中国多少能够透露出一点生活的真相来的报纸。最近一期的《南方周末》上，有一篇关于农民生活状况的报道，读来真是触目惊心。
甘肃岷县，车换生一家有四口人，妻子包明珍和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三岁。(聪明绝顶的城里人会说：活该他们穷，谁让他们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呢！)他家住在岷县寺沟乡纸房村六社，有一亩承包地，五分种马铃薯，五分种小麦。
种马铃薯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六百斤，种小麦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一百五十斤(施化肥能收两百斤，可他家买不起化肥)。一百五十斤小麦留三十斤作为来年的种子，余下的还够全家人吃一个月；六百斤马铃薯留一百斤作为来年的种子，余下的约够全家吃两个月。除了这些，车换生拉架子车每年还能收入三百元左右。
车换生今年三十二岁，全家的财产有三间土房，一辆架子车，一头猪崽，一床棉被，三十斤小麦种和一袋化肥袋装的洋芋。这一天给雇主拉药材挣了两元钱，他说运气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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