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种表达，托马斯"自动"地下降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刚开始，他在一家离布拉格约五十英里的乡村诊所里混，每天乘火车往返两地，回家就精疲力竭了。
一年后，他设法找一个强些的差事，得到的却是布拉格郊外某个诊所里更低的职位。他在那里不可能干他外科的本行，成了什么都干的通用品。
然而，就是这样的工作，托马斯也受到了骚扰。国家内务部的秘密警察约他喝酒，诱骗他发表悔过的声明，并许诺一旦悔过他将重新回到原来的医院，发挥他的专长。
托马斯拒绝了。医生是国家的雇员，"国家"将再次向他施加压力。然而，他的立场岿然不动。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
就在那个风度翩翩的秘密警察跟他谈话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去诊所辞了职。他估计，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有成千上万吨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
一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在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
他拿着刷子和长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荡，感到自己年轻了十岁。卖货的姑娘叫他"大夫"，向他请教有关她们感冒、背痛、经期不正常的问题。看着他往玻璃上浇水，把刷子绑在长竿的一端，开始洗起来，她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们有机会摆脱开顾客，就一定会从他手里夺过长竿，帮他去洗。
中学时候，这段情节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那时就发誓：托马斯的选择，也将是我的选择。
从那个"准官僚机构"的大楼里走出来，我望了望北京灰暗的天空，心情却出奇地好起来。我跑到街边的公共电话亭里给几个好朋友打电话，约他们一起去吃"金山城"的重庆火锅。
晚上，我们吃了几十盘菜，喝了几十瓶啤酒。
他们没有安慰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不需要安慰。
他们也没有鼓励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不需要鼓励。
我们一起谈天说地，不亦快哉。他们当中，大半都是所谓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向我敬酒，祝贺我进入他们的行列。
我们成了最后一桌离开的客人。我们离开的时候，每个碟子都已空空如也。
我没有遭到侮辱，遭到侮辱的是那些企图侮辱我的人；我没有感到恐惧，感到恐惧的是那些在帷幕背后玩把戏的人。
我的心灵的澄明和欢乐，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击。战争还没有开始，我就胜利了。
亲爱的宁萱，即使我什么都没有了，只要我有你，我也比那些嚣张的官僚们幸福一百倍。
回到家里，我在睡觉前翻开纪伯伦的文集。真巧，我一下子就看到了那篇名叫《星相学家》的散文诗：
在圣殿门前的影下，我的朋友与我见到一个盲人安静地坐在那里。我的朋友说："看，那是本地最有智慧的人。"
于是我丢下朋友，走到盲人面前向他致意，我们攀谈起来。
言谈间我问："恕我冒昧，您自何时起双目失明？"
"出生以来。"他回答道。
我又问："那么你是追循哪条智慧之径而行的呢？"
他答道："我是个星相学家。"
他把手贴在胸前，接着说："我观察着各种恒星，卫星及所有星宿。"
是的，当浅薄者嘲笑盲人的时候，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内心一片漆黑，而盲人的内心星光灿烂。
谁真正理解这个世界？
谁真正生活在快乐之中？
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是盲人呢？
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是智慧的人呢？
永远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七月六日
六、宁萱的信
亲爱的廷生：
这是你命中注定的磨难。正如一句老话：经历风雨，方见彩虹。
……
在我看来，不被他人理解并不一定是一种痛苦。拥有我的理解，拥有我的爱，你就应当满足了。至于其他人是否理解你，随他们去吧。你只需要做到"无愧我心"。
那些辱骂者，最后辱骂的是他们自己的尊严；那些泼脏水的人，最后泼出的是自己的良心。
那些躲在阴暗的幕后放射暗箭的人，终究有一天灿烂的阳光会刺瞎他们的眼睛；那些踩着别人的身体登上高楼的人，终究有一天会随着高楼的崩塌而化为灰烬。
我相信，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伤害甚至迫害，你不会放弃对真实的探求和对正义的信念。真相绝对不会永远湮没在发黄的书页之中，公正也绝对不会永远悬挂在遥远的天边。我想，你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表明，你在争取孩子的权利，孩子"我口说我心"的权利。也就是安徒生笔下那个孩子的权利：道破神圣的皇帝什么也没有穿、并且不受到任何制裁的权利。我们失去这种宝贵的权利已经很久了。
我更相信，你不会在第一次打击中就倒下，我们并肩进行的战斗、将贯穿我们一生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拉开序幕。
纪伯伦在《我怎样变为疯人》中，讲过一个故事。跟你告诉我的《星相学家》的含义，几乎是相同的--
你问我是怎样变为疯人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在许多神灵远未诞生之日，一天，我从沉睡中醒来，发现我的所有面具都被盗走--那是我铸制的、并在七生中戴过的七个面具。--我没戴面具，赤裸着脸奔跑着穿过街道，喊着："窃贼！窃贼！该诅咒的窃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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