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我的心灵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心弦如琴弦。我心里暗自想，宁萱的脸庞该靠在我的肩上。我的肩头应当能够承担这样的重量。我有一种欲望，一种想伸出手去揽住她肩头的欲望。犹豫了片刻，还是不敢。
一晃就是十点半了。宁萱说，她得回酒店了。我想劝她再呆一会儿，话在嘴边跑了几个来回，却没有说出口。
"那么，我送你回去吧。"我替宁萱披上大衣。
我们在街道边招了一辆出租车。我们一起坐在后座上。我们的谈兴还很浓，好像是很多年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有说不完的往事。其实，我们对对方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正因为一无所知，我们才如此急切地向对方表达自己。我们对对方讲的任何一个话题都有浓厚的兴趣。
本来，从北大到长城饭店路途很长，但今天在我的感觉里，却是短短的一瞬间--我们还没有谈多少话，车就到了。我们靠得很近，宁萱的肩靠着我的肩，我真希望她一直就这样靠下去。
在饭店门口，我送宁萱下车，她淡淡地、不动声色地向我说了一声"再见"，就转身走进饭店金碧辉煌的大堂。甚至我还没有握过她的手，也没有说更多的话--我还以为，告别至少应当有个简单的"仪式"。但是，我又该对她说些什么呢？我有勇气将我的感情全部表达出来吗？
回家的路上，车上只有我一个人。外面的灯火不时闪烁进车厢里来，跳跃在我的衣服上。我又陷入无边的孤独之中。幸福感和失落感一起折磨着我，我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在翻腾的海浪中时隐时现的孤岛。
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说过："与自己作伴是最高的快乐，我们内在的听众就是我们自己。"她能够做到，她把自己锁在巨大的宅院之中。但是，我做不到。我不认为"孤独是迷人的"，我认为孤独是折磨人的。
我要告别孤独。
我要宁萱到我的身边来。
我要每天都跟她呆在一起。
我要我写作的时候她就在旁边凝视着我。
二、宁萱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
那天，听说公司要派人到北京出差，我自告奋勇要去。老板感到很吃惊，因为在此之前，我是公司里最不愿意出差的员工。每次派我出差，老板都得亲自给我做上大半天的DOUB
LE_QUOTATION思想工作"。这一次，我却"不招自来"。我心里却在偷偷地笑：谁也不知道，我到北京的真正目的是去看廷生。
我多么想早一点见到他啊。我最害怕坐飞机，每次坐飞机，我都晕得厉害。而一下飞机，又得强打精神，马不停蹄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奔波。但是，为了与廷生相见，我不再对飞机抱深刻的偏见--它毕竟在空间上完全改写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两千里路的云和月，今天折算成了两个小时的飞机航程。要是在古代，江南的读书人进京赶考要走多少天呢？他们的娘子又将在家中等待多少天呢？
一到饭店安顿下来，我立刻就给廷生打电话。我想给他一个惊喜，而我确实也做到了--从他接电话的声音里，可以想象出他惊喜的神情。
我们约好傍晚六点在北大南门门口见面。
忙完了一天的公事，老板在饭店里请客户吃饭，要我作陪。我推说太累了，有点不舒服，便溜出饭店，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北大。
快到北大南门的时候，我在他的传呼机上留了言。
北大，前两年我来过，来了以后却很失望。它也充满了浮躁和骚动的气息，与外面的世界一样。本来，它应该是无论外边的世界怎样沸沸扬扬，自己依然岿然不动。
北大不应该处于中关村这个"瞬息万变"之地，它似乎应当坐落在桃花源之类的地方。
北大的南门张灯结彩，有些不伦不类。我站在南门西南方向的一个角落里。这样，我就能够先发现他，并且先观察他一番。我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形。
几分钟以后，我看见一个男孩推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从校门里走出来。他穿着白色的夹克衫和蓝色的牛仔裤，中等个子，白面书生，文文弱弱的，一看就是大学里那种嗜书如命的男生。他的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跟公司里那些西装革履、头发上打无数的摩丝的男性白领迥然不同。
肯定是他。
我暂且不动声色，看他能不能辨认出我来。他在电话里那么有把握，是不是真的有心灵感应呢？
许多读过他的文字的人，也许会将他想象成一名怒发冲冠的侠客，而不会想到他是这么一个貌不惊人的学生，文弱而单薄，羞怯而腼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会惊讶于他们所想象的"廷生"与廷生本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落差足以形成瀑布。
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读懂他。
而我，在给他写信之前，就隐隐约约地勾勒出了他的模样--跟眼前的他一模一样。
他在门口张望了一下，他的目光扫描到了我。他发现了我。他的目光差点就与我的目光相遇，但他又将目光跳开了。他似乎认出了我，却还有些踌躇。
我心里想，可怜的"孩子"啊，你为什么如此害羞，不敢走过来直截了当地询问我？
不出我所料，他掏出手机，借着彩灯的灯光，埋头拨我的手机号码。我看着他拨号，然后把手机放在耳朵边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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