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出城，我们选择的是西南郊的檀柘寺。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曾经写到，北平令他最不能忘怀的那些美好的景物里，其中之一就是"檀柘寺的钟声"。史书记载，当年檀柘寺人丁最兴旺时，拥有僧众数千人，号称北方第一大寺。俗话说，先有檀柘寺，后有北京城，可见其历史之悠久。
我们到寺庙里以后，一位法师带我们四处参观。当年寺庙里煮饭的大铁锅还保存着一口，算是一件珍贵的"镇寺之宝"。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铁锅。铁锅里足足能够装下好几个人。淘米用的铲子，就像鲁智深使用的禅杖。可以想见，当年挥舞铲子的，一定是个力大如牛的胖和尚。
如今，这里只有寂寂寥寥的几个僧人。在午后的寂静中，他们在宽敞的经室里，闲看花开花落。
檀柘寺少有游人来到，不像北京其他的名胜古迹，到处是鼎沸的人声和旅游团的小旗帜。和尚们并非身在红尘外，他们抱怨说寺庙离城太远，香火不旺盛，生活也较城里的寺庙清苦许多。而我暗自窃喜，因为我此刻的心情正适合这样凄冷的地方。
就是你给我写信的那个夜晚吧，我与摩罗在寺院宽敞的客房里聊天。据说，这个雅致幽静的院落，恭亲王曾经来住过。
窗外，触手可及之处，是檀柘寺那棵闻名天下的银杏树。这棵参天的银杏，据史书记载是辽代种植的，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闻名，不仅因为年纪大，更因为具备了某种"神性"，乾隆皇帝曾经亲笔封它为"帝王树"。为什么呢？相传，每有一个新皇帝即位，此树便从根部生出一新干，久之方与老干融合。直到清末，宣统即位时，它还最后一次生出一个小小的树干来。
今天，帝王已经不知所踪，而古树还郁郁葱葱。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在时光面前，总是脆弱的。
当年，权倾一时的恭亲王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富国强兵，却被保守的"清流"派辱骂为"鬼子六"(他是咸丰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在被慈禧太后逼下台以后，他不得不来到荒郊外的寺庙里隐居一段时间。更多的时候，他住在山下的戒台寺里，偶尔也到山上的檀柘寺游玩。
满山的松树，千姿百态。山间的石阶，曲径通幽。在檀柘寺殿宇的最高处，能够望到北京城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和灰暗破败的民居。
可以想见，一百多年以前，恭亲王这位改革的先行者和失败者，退居深山大庙之中，心情是何等枯寂、何等荒芜、何等悲凉。也可以想见，他曾经在这院落外，多少次悲哀而热切地眺望那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京城。
时间像流水一样消磨着人的意志。恭亲王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冷冰冰的佛经，无论如何都是读不下去的。他想拯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老大帝国却抛弃了他；他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却不爱他。
中国人一向仇恨改革者。古往今来，改革者和变法者们，哪一个有好下场呢？恭亲王不过是他们当中的又一个牺牲品而已。幸亏他是皇族嫡系，丧失权力之后总还保全了性命。在他之后的谭嗣同们，就只能血洒菜市口了。而在那时，一度神采飞扬的恭亲王，早已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唯唯诺诺的老人。唉，中国，中国，正如朱学勤先生所说，是一个最考验人耐性的地方。
恭亲王想减轻这块土地上的苦难，然而人们却向他扔石块。这使我想起了耶稣的命运。恭亲王是个凡人，当然不会有耶稣那么伟大；但是，恭亲王的那些只能够接受义和团的血腥和暴虐的同胞，却比那些侮辱临死之前的耶稣的耶路撒冷人更加愚昧、也更加卑劣。
恭亲王下台后，满清的改革足足停滞了近三十年。三十年漫长的、冰冷的光阴，一个英姿飒爽的少年，两鬓也会染上斑斑的白发。
六月，城里还是酷暑高温，这里却已然有些凛冽的寒意。窗外，能听见秋虫的鸣叫。
每年的这个时刻，我都会离开校园，到野外"躲"几天。我厌倦了校园，尤其是此刻的校园。
此刻的校园，凝结的空气像固体一样，一块接一块地砸着我的心房；一双双的眼睛，发出狼一样的青光。这一切，使我艰于呼吸视听。我无法像身边的同学那样欢笑着去看电影，或者步履匆匆地去听托福课。
我拒绝遗忘，因此记忆常常以噩梦的形式降临在我的现实生活中。
我不愿沉默，然而当我正要高声呼喊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依然失声。
在蔡元培的学生们的回忆里，曾经有过一座美丽的校园。
可是，现在没有了。
是一夜之间没有的，还是像流水侵蚀岩石一样慢慢地失去的？
我不知道。
虽然北大还是挂着"北大"的名字。我来的时候，这里处处是颓败的景象和气息。即使是去年轰轰烈烈的校庆，也不能掩盖这种从骨子里和肺腑里生出来的颓败。
谁能够改变这种趋势呢？
是蔡元培，还是马寅初？
在北大张灯结彩的校庆中，有几个人还记得林昭呢？这个在"文革"中先知先觉的中文系女学生，用生命捍卫着那个时代被侮辱的真理。她才是北大的骄傲和光荣啊，她比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更让我尊重。
此时此刻，只有一位跟北大没有多少关系的诗人为林昭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给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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