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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读资治通鉴_圆锐【完结】(24)

  太祖高皇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

  淮阴侯信称病,不从击豨,阴使人至豨所,与通谋。信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春,正月,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傥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彻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韩信终于走到了尽头。

  韩信对陈豨讲的一番话,不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是确凿的反革命罪证,不过,这番露骨的造反言论,出一人口,入一人耳,当时只有两个人,司马光从何得知呢?是陈豨检举抑或韩信交代,不得而知,皇家专案组不知有没有搞到两人的交代材料,哪怕是逼供出来的也算。

  对于韩信这样级别的反革命,结案后不能不解释一下,要么吕后,要么萧何,要主持开个吹风会,通报一下韩信的罪行,传达一下皇帝的旨意,这都是应有之义。韩信和陈豨密谋篡党夺权的精彩一幕,估计是通报时的即兴创作。除此之外,就是司马迁瞎编了。

  我一直认为,韩信有怨妇情结,有反的心思,但不会有反的行动。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会和陈豨这样不靠谱的人里应外合,一不可信也;韩信在长安造反,没有一兵一卒,要靠矫诏释放囚犯来纠集基本力量,二不可信也;如果韩信真有反的行动,听到陈豨败亡,正常的反应是赶紧潜逃,至少是不会被萧何骗进宫来,此三不可信也;待到要掉脑袋,韩信只叹息没听蒯彻的计谋,没有懊悔与陈豨谋事不密,此四不可信也。

  至于有人告发韩信与陈豨谋反,这样的事倒是屡见不鲜,可能性极大。对仇家诬以反名,是一桩以小搏大的买卖,对于豪门贵族、高官显宦,要想扳倒他们,诬告他们造反是不二法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官场斗争,一告就灵。

  处理韩信一案,可以看出吕后已经拥有老板的权力,刘邦不在时,已经能当家做主了。大汉政权已经是“双核”处理器。萧何不管乐不乐意,都要配合吕后的工作,这也证明了这一点。

  皇后能够影响皇帝的很多,但皇帝在世时,皇后能代行皇帝权力的并不多。皇后在朝廷拥有话语权和决定权,且能形成权力核心,一般来说有三种背景条件:

  一、娘家势力大,对老公的起家有帮助。刘邦娶吕后时,尚未发达,当个亭长,最多也就是个乡干部,吕后的家世不错,他爹是豪杰一类,有钱有势,吕后的老爹把女儿嫁给刘邦,实在是巨眼识人。刘邦是穷小子娶了富家小姐,吕后从一开始就持有至少50%的原始股。

  二、老板娘在创业时,有功劳或者有苦劳。在刘邦创业时,吕后虽然没有什么功劳,但跟着吃了不少苦,这不能不让刘邦深怀歉意和感激,从感情上他不好意思反对老婆干政,特别是当他知道吕后对政治很感兴趣又颇有政治才干的时候。

  三、老夫少妻,再加上生了太子。刘邦比吕后年龄要大很多,老夫少妻,在刘邦后期,年纪大了,精力差了,有个年轻干练、意气风发的太太出面打理朝政,也不是坏事。武则天能够大权在握,与高宗李治年纪大身体差倦于朝政有极大关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吕后之所以变成政治动物,和刘邦过分宠爱戚夫人有关。老板包了二奶,不上老婆的床头,老婆就有充足的理由上老公的大班台。

  最耐人寻味的是刘邦对韩信之死的态度,他平息了陈豨的反叛后回到长安,听说老婆把韩信办了,“且喜且怜之”。你是老板的功臣,后来闹情绪跟别人干了,结果越混越差,老东家听到你的消息,内心的感受就和刘邦一样:且喜且怜之。

  成败一萧何,生死两妇人。这是对韩信一生的概括,但这只是表面的,从实质上看,影响韩信一生的,还是刘邦。司马光评论道:“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韩信多了些市井之志,刘邦也不是君子之心,两个人有一个做人到位,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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