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应该多想一想。
问：能不能请你谈谈你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等作品构思时的情况？
答：我的作品，好多是因为引起了我感情上的强烈颤动、震动，我才考虑珐要把我这种
情绪、感情表现出来，这样才开始去寻找适合表现我这种情绪、感情的方式。如一九六一年
困难时期，当时我上小学。我次亲是个老农民，一字都不识。家里十来口人，没有吃的，没
有穿的，只有一就要被子，完全是“叫化子”状态。我七岁时候，家里没有办法养活我，父
亲带我一路讨饭，讨到伯父家里，把我给了伯父。那时候贫困生活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十分
强烈的印象，尽管我那时才七八岁，但那种印象是永生难忘的。当时，父亲跟我说，是带我
到这里来玩玩，住几天。我知道，父亲是要把我掷在这里，但我假装不知道，等待着这一
天。那天，他跟我说，他要上集去，下午就回来，明天咱们再一起回老家去。我知道他是要
悄悄溜走。我一早起来，乘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躲在村里一棵老树背后，眼看着我父亲，踏
着朦胧的晨雾，夹着包袱，像小偷似地从村子里溜出来，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这时
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要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是个七岁的孩
子，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想起了家乡掏过野鸽蛋的树林，想起砍
过柴的山坡，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着牙忍住了。咽为，我想到我已
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涮涮地流下来，但我咬着牙，没
跟父亲走。我伯父也是个老实的农民，家里也很穷困，只能勉强供我上完村里的小学。困难
时我在在上小学，伯父有时连粮也没法我供应，我自己凑合着上完了小学。考初中时，伯父
早就给我下了命令，不让我考。但我一些要好的小朋友，拉着我进了考场。我想，哪怕不让
我读书，我也要证明我能考上。我是一九六三年考初中的，作品里，我把背景放在一九六一
年，而且是考的高中。当时，几千名考生，只收一百来个，我被录取了。一九六三年在陕北
还是很困难的，而我们家就更困难了。我考上初中后，父亲给我把劳动工具找下，叫我砍柴
去。我把绳子、锄头扔在沟里，跑去上学了。父亲不给我拿粮食，我小学几个要好的同学，
凑合着帮我上完了初中，整个初三年，就像我在《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这样。当时我的那
个班是尖子班，班上大都是干部子弟，而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受尽了歧视、冷遇，也得
到过温暖和宝贵的友谊。这种种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这种感情上的积累，尽管已经
是很遥远的了，我总想把它表现出来。这样，我开始了构思。怎么表现呢？如果照原样写出
来是没有意思的，甚至有反作用，我就考虑：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什么是最珍贵的呢？我
想，那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别人对我的帮助。我想起了在那时候，同学（当然不女同学，写
成女同学是想使作品更有色彩些）把粮省下来给我吃，以及别的许多。这样，形成了作品的
主题：在困难的时候，人们心灵是那样高尚美好，反过来又折射到今天的现实生活，因为今
天的现实生活正好缺乏这些；我尽管写的是历史，但反过来给今天的现实生活以折光。透过
这些，怀念过去，并思考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时候，尽管物质生活那
么贫乏，尽管有贫富差别，但人们在精神上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互的友谊、关心还是存在
的，可是今天呢？物质生活提高了，但人与人的关系是有些淡漠，心与心隔得有些远。所
以，我尽管写的是困难时期，但我的用心很明显，就是要折射今天的现实生活。也许一般人
不会看得那么清但作家必须想到这些，这是构思中必须考虑的。当时，我写这个作品时，就
有一种想法：要写一种比爱情还要美好的感情。主题就是这样的。然后再来考虑怎么安排情
节。
我在构思时有这样的习惯：把对比强烈的放在一起，形成一种反差——关心我的人，是
班上最富裕的，形成贫和富的反差。如果从总体色上来考虑，这边是亮的，那边可能是暗的
或者一种投影，主题、人物、情节都要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我在构思《人生》时，也是这
样的。譬如，高加林是非常强悍的，他父亲却是软弱的。从塔基到塔尖，这种对比都要非常
强烈，每一个局部，都要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样矛盾冲突、色彩、反差自然就形成了。两个
女的，刘巧珍是像金子那样纯净，像流水那样柔情的女性，那黄亚萍就应是另一种类型——
如果是个城市的刘巧珍，那就毫无意义了。当然，这种种要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就是拿主
题来说也要形成某种反差，这也是辨证的。如《人生》，从社会角度看，社会如何正确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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