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恨淫声而遂废“乐府”，可见乐府是俗乐的中心。当时丞相孔光奏覆，把“乐府”中八百二十九人之中，裁去了四百四十一人！《汉书》记此事，接着说：
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这可见当时俗乐民歌的势力之大。“乐府”这种制度在文学史上很有关系。第一，民间歌曲因此得了写定的机会。第二，民间的文学因此有机会同文人接触，文人从此不能不受民歌的影响。第三，文人感觉民歌的可爱，有时因为音乐的关系不能不把民歌更改添减，使他协律；有时因为文学上的冲动，文人忍不住要模仿民歌，因此他们的作品便也往往带着“平民化”的趋势，因此便添了不少的自活或近于白话的诗歌。这三种关系，自汉至唐，继续存在。故民间的乐歌收在乐府的，叫做“乐府”；而文人模仿民歌做的乐歌，也王叫做“乐府”；而后来文人模仿古乐府作的不能入乐的诗歌，也叫做“乐府”或“新乐府”。
从汉到唐的白话韵文可以叫做“乐府”时期。乐府是平民文学的征集所、保存馆。这些平民的歌曲层出不穷地供给了无数新花样、新形式、新体裁；引起了当代的文人的新兴趣，使他们不能不爱玩、不能不佩服、不能不模仿。汉以后的韵文的文学所以能保存得一点生气、一点新生命，全靠有民间的歌曲时时供给活的体裁和新的风趣。
第6章 汉朝的散文
无论在那一国的文学史上，散文的发达总在韵文之后，散文的平民文学发达总在韵文的平民文学之后。这里面的理由很容易明白。韵文是抒情的，歌唱的，所以小百姓的歌哭哀怨都从这里面发泄出来，所以民间的韵文发达的最早。然而韵文却又是不大关实用的，所以容易被无聊的清客文丐拿去巴结帝王卿相，拿去歌功颂德，献媚奉承；所以韵文又最容易贵族化，最容易变成无内容的装饰品与奢侈品。因此，没有一个时代不发生平民的韵文文学，然而僵化而贵族化的辞赋诗歌也最容易产生。
散文却不然。散文最初的用处不是抒情的，乃是实用的。记事，达意，说理，都是实际的用途。这几种用途却都和一般老百姓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老百姓自然要说白话，却用不着白话的散文。他爱哼只把曲子，爱唱只把山歌，但告示有人读给他听，乡约有人讲给他听，家信可以托人写，状子可以托人做。昕以散文简直和他没多大关系。因此，民间的散文起来最迟；在中国因为文字不易书写，又不易记忆，故民间散文文学的起来比别国更迟。然而散文究竟因为是实用的，所以不能不受实际需要上的天然限制。无论是记事，是说理，总不能不教人懂得。故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故无论什么时代，应用的散文虽然不起于民间，总不会离民间的语言太远。故历代的诏令，告示，家信，诉讼的状子与口供，多有用白话做的。只有复古的风气太深的时代，或作伪的习惯太盛的时代，浮华的习气埋没了实用的需要，才有诘屈聱牙的诰敕诏令，骈四俪六的书启通电呵！
汉朝的散文承接战国的遗风，本是一种平实朴素的文体。这种文体在达意说理的方面大体近于《论语》，《孟子》，及先秦的“子”书；在记事的方面大体近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前一类如贾谊的文章与《淮南子》，后一类如《史记》与《汉书》。这种文体虽然不是当时民间的语体，却是文从字顺的，很近于语体的自然文法，很少不自然的字句。所以这种散文很可以白话化，很可以充分采用当日民间的活语言进去。《史记》和《汉书》的记事文章便是这样的。《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要活烹刘邦的父亲，刘邦回答道：
吾与若俱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汉书》改作：
吾翁即汝翁。必欲烹乃翁，幸分我一杯羹。
这话颇像今日淮扬一带人说话，大概司马迁记的是当时的白话。又如《史记·陈涉世家》记陈涉的种田朋友听说陈涉做了“王”，赶去看他，陈涉请他进宫去，他看见殿屋帷帐，喊道：
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者字古音加睹）
《汉书》改作：
伙！涉之为王沉沉者！
这话也像现在江南人说话，（“夥颐”是惊羡的口气；“者”略如苏州话的“笃”字尾）一定是道地的白话。又如《史记·周昌传》里写一个口吃的周昌谏高祖道：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这也是有意描摹实地说话的样子。又如《汉书·东方朔传》所记也多是白话的，如东方朔对武帝说：
朱儒长三尺余，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索长安米。
《史记》的《魏其武安传》里也很多白话的记载。如说灌夫行酒，次至临汝侯灌贤，贤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乃骂贤曰：“平生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曹儿呫嗫耳语！”蚡（丞相田蚡）谓夫曰：“程李（李广）俱东西官卫尉。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灌夫）独不为李将军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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