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愁思忽而至，跨马出北门，举头四顾望，但见松柏园。荆棘郁蹲蹲，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声音哀苦鸣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飞走树间啄虫蚁，岂忆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变化非常理，中心恻怆不能言。
代《淮南王》
朱城九门门九开。愿逐明月入君怀。入君怀，结君佩，怨君恨君恃君爱。筑城思坚剑思利，同盛同衰莫相弃。
代《雉朝飞》
雉朝飞，振羽翼，专场挟雌恃强力。媒已惊，翳又逼，蒿间潜彀卢矢直。刎绣颈，碎锦臆，绝命君前无怨色。握君手，执杯酒，意气相倾死何有！
鲍照的诗里很有许多白话诗，如《行路难》末篇的“但愿樽中九酝满，莫惜床头百个钱”之类。所以同时的人把他比惠休。惠休的诗传世甚少，但颜延之说他的诗是“委巷中歌谣”，可见他的诗必是白话的或近于白话的。我们抄他的《白纻歌》一首：
少年窈窕舞君前，容华艳艳将欲然。为君娇凝复迁延，流目送笑不敢前。长袖拂面心自煎，愿君流光及盛年。
这很不像和尚家说的话。在惠休之后，有个和尚宝月，却是一个白话诗人。我们抄他的诗三首：
估客乐
（一）
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
（二）
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
（三）
大艑珂峨头，何处发扬州？借问艑上郎，见侬所欢不？
钟嵘评论元嘉以后文人趋向用典的风气云：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惰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之、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宋武帝、明帝年号，四五七—四七一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王融）等词不贵奇，竟须新事；尔来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
他又评论齐梁之间注重声律的风气道：
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三祖（魏武帝、文帝、明帝）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齐有王元长者……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末四字不可解）。
《南齐书·陆厥传》也说：
永明（四八三—四九三）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张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河南周颙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中，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里说：
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这是永明文学的重要主张。文学到此地步，可算是遭一大劫。史家说：
宋明帝博好文章……每有祯祥及游幸宴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请托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
皇帝提倡于上，王融、沈约、谢朓一班人鼓吹于下，于是文学遂成了极端的机械化。试举沈约的一首《早发定山》诗做个例：
夙龄爱远壑，晚莅见奇山。标峰彩虹外，置岭白云间。倾壁忽斜竖，绝顶复孤圆。归流海漫漫，出浦水溅溅。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忘归属兰杜，怀禄寄芳荃。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
这种作品只算得文匠变把戏，算不得文学，但沈约、王融的声律论却在文学史上发生了不少恶影响，后来所谓律诗只是遵守这种格律的诗，骈偶之文也因此而更趋向严格的机械化。我们要知道文化史上自有这种怪事。往往古人走错了一条路，后人也会将错就错，推波助澜，继续走那条错路。譬如缠小脚本是一件最丑恶又最不人道的事，然而居然有人模仿、有人提倡到一千年之久，骈文与律诗正是同等的怪现状。
但文学的新时代快到了。萧梁（五〇二—五五四）一代很有几个文学批评家，他们对于当时文学上的几种机械化的趋势颇能表示反对的批评。钟嵘的议论已引在上文了。萧纲（简文帝）为太子时，曾有与弟湘东王绎书，评论文学界的流弊，略云：
比闻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既殊比兴，正背风骚……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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