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结，字次山，河南人，生于开元十一年（七二三），死于大历七年（七七二）。他是个留心时务的人，做过几任官；代宗时，他做道州刺史，政治的成绩很好，为当时的一个循吏。他的诗文里颇多关心社会状况的作品，虽天才不及杜甫，而用意颇像他（参看下章）。他又是个爱山水的人，意态闲适，能用很朴素的语言描写他对于自然的欣赏。
招孟武昌
漫叟（元结自号）作《退谷铭》，指曰：“干进之客不能游之。”作《杯湖铭》，指曰：“为人厌者，勿泛杯湖。”孟士源尝黜官，无情干进；在武昌不为人厌，可游退谷，可泛杯潮，故作诗招之。
风霜枯万物，退谷如春时。穷冬涸江湖，杯湖澄清漪。湖尽到谷口，单船近阶墀。湖中更何好？坐见大江水；欹石为水涯，半山在湖里。谷口更何好？绝壑流寒泉，松桂荫茅舍，白云生坐边。武昌不干进，武昌人不厌，退谷正可游，杯湖任来泛。湖上有水鸟，见人不飞鸣，谷口有山兽，往往随人行。莫将车马来，令我鸟兽惊。
夜宴石鱼湖作
风霜虽惨然，出游熙天晴。登临日暮归，置酒湖上亭。高烛照泉深，光华溢轩楹，如见海底日，曈曈始欲生。夜寒闭窗户，石溜何清泠！若在深洞中，半崖闻水声。醉人疑舫影，呼指递相惊。何故有双鱼，随吾酒舫行？醉昏能诞语，劝醉能忘情。坐无拘忌人，勿限醉与醒。
石鱼湖上作
吾爱石鱼湖，石鱼在湖里，鱼背有酒樽，绕鱼是湖水。儿童作小舫，载酒胜一杯；座中令酒舫，空去复满来。湖岸多欹石，石下流寒泉；醉中一盥漱，快意无比焉。金玉吾不须，轩冕吾不爱。且欲坐湖畔，石鱼长相对。
无为洞口作
无为洞口春水满，无为洞傍春云白。爱此踟蹰不能去，令人悔作衣冠客。
洞傍山僧皆学禅，无求无欲亦忘年。欲问其心不能问，我到山中得无闷。
说洄溪，招退者
长松亭亭满四山，山间乳窦流清泉。洄溪正在此山里，乳水松膏常灌田。
松膏乳水田肥良，稻苗如蒲米粒长。糜色如珈玉液酒，酒熟犹闻松节香。
溪边老翁年几许？长男头白孙嫁女。问言只食松田米，无药无方向人语。
浯溪石下多泉源，盛暑大寒冬大温。屠苏宜在水中石，洄溪一曲自当门。
吾今欲作洄溪翁，谁能住我舍西东？勿惮山深与地僻，罗浮尚有葛仙翁。
以上不过是略举几个歌唱自然的诗人，表示当时的一种趋势。中国的思想界经过佛教大侵入的震惊之后，已渐渐恢复了原来的镇定，仍旧继续东汉魏晋以来的自然主义的趋势，承认自然的宇宙论与适性的人生观。禅宗的运动与道教中的智识分子都是朝着这方向上走的。在这个空气里，隐逸之士遂成了社会上的高贵阶级。聪明的人便不去应科第，却去隐居山林，做个隐士。隐士的名气大了，自然有州郡的推荐，朝廷的征辟；即使不得征召，而隐士的地位很高，仍不失社会的崇敬。《唐书·卢藏用传》有一个故事说的最妙：
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佳处。”承祯徐曰：“以仆观之，仕宦之捷径耳。”
司马承祯是个真隐士；卢藏用早年隐居少室、终南两山，时人称为“随驾隐士”，后来被征辟，依附权贵，做到大官，故不免受司马承祯的讥诮。这个故事可以使我们知道当日隐逸的风气的社会背景。思想所趋，社会所重，自然产生了这种隐逸的文学，歌颂田园的生活，赞美山水的可爱，鼓吹那乐天安命，适性自然的人生观。人人都自命陶渊明、谢灵运，其中固然有真能欣赏自然界的真美的，但其中有许多作品终不免使人感觉有点做作，有点不自然。例如王维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在我们看来，便近于做作，远不如陶潜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天天狂饮烂醉，固不是自然；对着竹子弹琴长啸，也算不得自然，都不过一种做作而已。
但这个崇拜自然的风气究竟有点解放的功用，因为对着竹子弹琴长啸，究竟稍胜于夹在伶人队里唱《郁轮袍》去巴结公主贵人罢？在文学史上，崇拜自然的风气产生了一个陶潜，而陶潜的诗影响了千余年歌咏田园山水的诗人。其间虽然也有用那不自然的律体来歌唱自然的，然而王维、孟浩然的律诗也都显出一点解放的趋势，使律诗倾向白话化。这个倾向，经过杜甫、白居易的手里，到了晚唐便更显明了，律诗几乎全部白话化了。
第16章 杜甫
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
无端盗贼起，忽已岁时迁！（杜甫）
八世纪中叶（七五五），安禄山造反。当时国中久享太平之福，对于这次大乱，丝毫没有准备。故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不久便蔓延北中国，两京破陷，唐朝的社稷几乎推翻了。后来还是借了外族的兵力，才把这次叛乱平定。然而中央政府的威权终不能完全恢复了，贞观、开元的盛世终不回来了。
这次大乱来的突兀，惊醒了一些人的太平迷梦。有些人仍旧过他们狂醉高歌的生活；有些人还抢着贡谀献媚，做他们的《灵武受命颂》、《凤翔出师颂》；但有些人却觉悟了，变严肃了，变认真了，变深沉了。这里面固然有个人性情上的根本不同，不能一概说是时势的影响。但我们看天宝以后的文学新趋势，不能不承认时势的变迁同文学潮流有很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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