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整夜地高歌。第二天，还唱了一阵。但到第三天，就安静了。我从镂空的金线间望进
去，觉得它还在动，便没理睬。未料，第三天打开盒子，它早僵死在里面了。
正要把它扔掉，就听老婆大叫，说有一只黑色的虫在地毯上。过去看，是只母蛐蛐。我
一边急着找塑胶袋，一边叮嘱她别再一下子打死。
“这是原来那只的太太，万里寻夫来了。”我说：“蛐蛐是有情有义的。”
“她丈夫不是死了吗？”
“见最后一面总是好的。”
这蛐蛐大概也有心，毫不反抗地让我抓到。
为了使它能够有个安静的场所凭吊亡夫，我特别又找个大一点的瓶子来，先把装着死蛐
蛐的金笼打开，放进瓶底，再把母蛐蛐放下去。
它果然绕着金笼子走动，如同哀凄的未亡人，抚着棺材痛哭。还偶尔抬起头，用前脚攀
着棺材边，向里面张望，以深情的眼视，注视丈夫的遗容。
接着，它跳了进去，一点点检视、一丝丝抚摸，站着端详，俯身亲吻。
它找到公蛐蛐的大腿，居然紧紧地抱着、抖着、摇摆着，我似乎能听到它抽噎的悲哭。
它终于跳出金笼的棺材，去吃我给它的苹果。回头看，那公蛐蛐依然直挺挺地躺着，只
是腿上削去一大块肉，上面许多齿痕——是被母蛐蛐啃掉的。
我立刻向全家报告了这个惊人的消息。
残酷或反传统的新闻，常是大家爱看的。如同早上在办公室，翻报纸，看到“某妇人一
怒之下剪断丈夫的祸根，扔出窗去，正好被过路的野狗当作上天赐予的香肠，一口吞下。”
大概很少有人能不“兴奋”地向大家宣读的。
反人性的事，常常也是人性的，它总是浮动在人性的底层。川端康成在〈日本之美与
我〉里说“有思想的人，谁不想自杀？”卡缪在《异乡人》里说“每个正常人，多少都曾期
望过他们新爱的人死掉。”这些不能被世俗承认的言论，却可能冲击着读者的心灵，甚至获
得某种程度的共鸣。
人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动物。当自己想做而未敢做的事，别人做了，而且被发现、被惩
罚，便能引起自己暗暗的快感——
看吧！幸亏我没做，否则下场也落得如此。
看吧！我都不敢，他居然敢，活该被修理。
看吧！不是只有我想做，许多人已经做了，有一天我做，就不稀奇了。
于是社会在表面呈现高度的礼教，在底层却浮动着离经叛道。也幸亏这离经叛道的东西
存在，于是被小说、电影、戏剧、绘画……一一摊开来，且引起人们的共鸣，千万潜藏的快
感。
现在居然从一只小蛐蛐的身上，都看到那离经叛道的事，怎不令人有些“刺激的喜悦”
呢？
让我想起前些时看过的一部法国电影“生命不过如此”（Life and Nothing But）这部
被纽约时报影评人评为“滔滔、感人，而且幽美”的电影，描述一次大战后，遗族们纷纷赶
往前线认领自己亲人的尸体。
一个衣着考究、美艳无比的少妇也去了，一处处奔波，当最后确定丈夫已经死亡之后，
居然说：“原先真怕他还活着，却变成了个废人；现在知道他死了，反而轻松了。”最后竟
然爱上带她认尸的一个军官。
“找，只是基于夫妻的情义，不得不找。”“找，只是想确定他真的死了。于是我获得
完全的自由。”
这只母蛐蛐出来寻夫，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想法呢？
死本来就是不必被同情的。不管怎么样，死者感受不到同情。真正该被同情的，是生
者。所谓“逝者己矣，生者何堪。”死的人，是主动离开的人，留下活着的孤儿寡母。怪不
得许多未亡人会先“抚尸”痛苦，再“捶尸”大骂：“你好狠的心哪！抛下我们不管……”
既然如此，另结新欢，甚至为新欢演出“大劈棺”，又有什么不对呢？
“大劈棺”应该是平剧迷无人不晓的戏码。它演的是什么？演的是奸夫淫妇还是一个
“实实在在要活下去的女人”？既然丈夫已经死了，进了棺材。新来的男人便不是“奸
夫”；为了救新男人，而去劈前夫的棺材，挖前夫的脑子治病，也是一种权衡之后，不得不
做的事。
话说回来，这妇人的丈夫，明明没死，却要装死，还化装成另外一个男人试验自己的妻
子，又难道是对的吗？
我有个男学生要和太太离婚。原因是他在情人节故意偷偷用“一个仰幕者”的名义送了
一大把玫瑰花到他太太办公室。还附封信，约定下班之后，在某餐厅碰面。
那太太下班前先打电话告诉丈夫，她要晚一点回家，接着就好好化了妆、喷了香水赴
约。当然，碰到的不是别人，是她的丈夫。
情人节，两个人居然闹离婚。丈夫说太太不忠，时常想着出轨；太太辩说，就猜到是丈
夫在恶作剧。
问题是，这男人何必去试探？要知道，试探的不是老婆，是人性。是人性底层的好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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