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热乎劲过去以后，评论出来啦。开始只是一两篇小文章，发表在《晨报》上，说塞上萧的作品是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文字粗浅，不能给人以美的感觉。接着又出来几篇有分量的评论，说他那只是萌芽状态的文艺，在为人生的旗号下粗造滥制，劝他赶快提高。
这些评论就像一盆一盆冷水从他头上浇下来，不但浇到他的头上，也溅到同学们的身上，有些人便对他摇起头来，甚至从前佩服他的人也用怀疑的眼光看他了。
本来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供人评论的，从抱在母亲怀里就有人说：真俊哪，看这大眼睛！到会坐着，会走路，会说话，每长一寸都会产生新的评论。所以人本应该习惯于被人评论。不但应该习惯，还应该锻炼得能和那不公正的评论作斗争，有的应该顶回去，反驳，战斗，像鲁迅先生那样。
但是塞上萧可不行，他又开始做噩梦了，在他眼前灿烂的前途没有了，闪光的未来不见了，一切又都开始灰暗下去。他在苦闷中开始研究自己的作品，越研究越感觉评论说得有道理，自己写的那些玩艺确实粗糙，确实艺术性很低，确实应该提高。他把自己的书摔到一旁去，看着那书皮生气：为什么画个破镜子呢？简直是不祥之兆。
他给他的叔叔写了封信，向他请教。叔叔回信也要他提高，刻苦地提高！于是他就猛读起外国名著。他专挑那些文字写得美的，技巧高的来读，读着读着，他对英国十九世纪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作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读他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为他那俏皮而洗练的台词所倾倒；他又读他的童话集《快乐的王子》，又被那宝石一样的光彩照射得叹为观止。当时王尔德虽然已经轰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还不多，他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位作家，加紧学英语。他的英语在中学时就开始学，进大学后又接着学，拿着字典可以看英文书。这时再一抓紧，勤奋加上他的聪慧，很快就能读懂原文。他直接给英国书店去信、汇款，把所有王尔德的作品，连同宣扬他那“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的论文，以及关于对王尔德的评论，都买来了。他完全沉醉在对王尔德的研究之中。
一九二八年的中国正是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战斗的时刻。一方面是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中国人民举起了武装斗争的大旗；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各派军阀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对革命人民进行着血腥的屠杀。
在这种形势下，北平的学生运动也正如火如茶地开展着。而塞上萧却真的“两耳不闻天下事”了。他一方面陶醉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里，一方面又沉沦在北平学生公寓的放荡生活中。放荡生活和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本是一个母体里的双胞胎。王尔德认为在生活中已经看不到出路与希望，只有艺术是最真实的，最美的。为了追求这个美，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王尔德的主张和塞上萧那早有的灰暗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所以现在是一拍即合。
北平学生公寓住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塞上萧住的这个公寓就更多一些，因为都是朝阳大学的学生。对他们当中一些人来说，念书就是混张文凭，闹个大学毕业的资格。所以念书倒成了次要的，吃喝玩乐才是真格的。熟悉那时北平学生公寓生活的人都知道，旧社会享乐的一些玩意儿在那里面几乎都可以找到。
赌、酒、女人，甚至抽大烟，在公寓都方便。没有一家公寓不是明文禁赌的，又没有一家不是公开聚赌的。如果你想打麻将，只要告诉伙计一声，马上就可以送上一副好骨牌来，只要头钱多打一些就可以了。女人呢，反正有钱就好办，伙计是善察人心的，他甚至会给你领个女学生打扮的姑娘来。半夜十二点过后，肚子发空了，要吃什么几乎是一呼就到。钱多的，伙计给你用提盒到饭店去提；钱少的门外就有馄饨、硬面饽饽；你又没钱又要喝酒怎么办？先赊着，四十枚花生豆，二两腊肠，一壶烧酒，就可以让你有半仙之体，甚至还可以腾云驾雾。公寓周围有不少靠着这帮学生少爷吃饭的，坐在屋子里什么肮脏的勾当都可以办到。这不是念书的学生，是书本里的蛀鱼，是书桌里的蛀虫，它们很小，很不显眼，但是天天在那里啮食，天长日久，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蛀空了。这是腐朽的旧中国的产物，你到这样的公寓里转一圈，真会为中国的前途担忧。
塞上萧和这帮“蛀虫”样的学生少爷还不一样，他还要研究他的王尔德，他还要思考问题，他还想写东西。但他和他们有时就闹到一块去了，甚至还闹得很凶。
这时李汉超已经参加党了。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于，斗争非常紧张，但他并没忘了这位颇有才华的老同学。他有时来看他，每来一次总劝他从这里搬出去，和他住在一块。塞上萧当然不肯。他们俩经常辩论，李汉超让他走出公寓，走出课堂，到斗争中去看一看。他则紧摇着头说：“我是搞艺术的，不是搞政治的。一个艺术家如果一沾政治的边，就会把艺术上的美破坏得体无完肤。；”李汉超一听这话，立刻就激动起来，两人就会争得面红耳赤。虽然如此，关系可从未中断，一逢节假日或星期天，塞上萧就去找李汉超，死活也要把他拉到馆子里去，吃上一顿好饭。不是塞上萧一个人不能吃，也不是非得李汉超陪他吃才有意思，而是心里惦念老同学的身体。他猜不准李汉超参没参加共产党，但他知道他是信奉共产主义的，而且正为之献身。他见老同学没早没晚地搞学生运动，有时顾不上吃顾不上喝，身体明显消瘦下来。一个人的信仰是不能劝阻的，主义认定就不好改变。塞上萧觉得，这正像他父亲信奉封建礼法、崇拜孔老夫子，他信奉唯美主义、崇拜王尔德一样，各有自己的理想。所以他根本不想去劝告李汉超，两人你搞你的政治，我搞我的艺术。但是对朋友的身体他却要尽一点责任，大责任尽不上，每隔几天帮他改善顿生活是完全能做到的。这对他来说简直成了必尽的义务，如果遇上哪个星期天没找到李汉超，他就星期一再去，一直到找着为止。李汉超也明白他这份心思，所以就不推辞了，推辞也没用。本来李汉超自己也不是下不起馆子，他那地主家庭总给他汇钱来，但他一个钱也不肯乱花，他要买书，要救济困难同学，要尽可能地多交一些党费。而且他也真顾不上去讲究吃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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