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怎么说，爹就怎么办，一场小小的家庭矛盾就这样化解了。
外屋的电视里，春节联欢晚会还正在演出，赵本山的小品《卖拐》把观众的情绪拉到了高潮。
爹娘睡了，里屋的电棍拉死了，只留一盏不很光亮的壁灯。这盏灯整夜不熄，为的是给爹娘起夜时照明。
我睡在爹娘对面的床铺上，迷迷糊糊,忽然，我听到娘的这一头有摆弄硬纸的声音，起身一看，娘躺在被窝里侧着身子数钱，这些钱都是我今天100，明天50给她的。钱大多是10元一张的，都是新票子，所以，娘数点起来，“咔吧咔吧”的声音特别响。一张一张，娘专注地数着。此时,表正指着1点半。我想看个究竟，娘到底有多少钱。不料娘突然一回头，看见我站在她的身边，赶忙回过头去，慌乱地把钱包到手绢里，拉了拉被角，盖了起来，一会儿，再抬眼看我一眼，咳嗽一声，闭上眼睛，假装睡了。
一阵鞭炮声把我惊醒。桂花和丈夫方喜还有晶晶已起来，在院子放开了鞭炮。我看了墙上的表，早上5点。
我赶忙起床，再起晚了，邻居的孩子们就会来拜年了。
爹娘也都起床了，娘已梳完了头，在整理床铺呢。
“坏了，坏了。”身后传来娘的声音。
我回头一看，娘拿着一沓钱，望着我:“坏了，那三张票子没了。”
“咋没有了呢，你手上不是……”我指着她手上的钱说。
“这些都是零的，那三张带人头的大票子没了，今天夜里我还……”
娘只说了一半就不说了，也许她突然想起了夜里她数钱被我看见的尴尬一事。
桂花听见娘说钱没了，进来说:“二舅，你看看她的兜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再看看是不是掉到她的裤筒里，不在裤筒里，就是在褥子底下，就这些地方，俺姥娘弄俩钱就爱数，数来数去，就忘了藏到哪个地方了。”桂花整日照料爹娘生活，经常见娘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我把娘的褥子掀开一看，底下压着三张票子。
“娘，你看这是什么？”我说。
娘凑过去一看，乐了:“这不是在这儿吗？三张，没错，我说没不了吧。”
说完把三张100元的票子拿在手中，如释重负地笑着。
“你这个死老婆子，记性不如忘性快，还这儿藏那儿掖，我早早晚晚得把你的钱‘偷’了来。”
娘知道爹跟她开玩笑，拍了拍爹的腿说:“我就是拿着钱馋馋你，看你怎么样？”
俩老人又像孩子一样，叽喳开了。
外边的鞭炮声更响了，爹望了一眼初露曙色的窗户吟道：
“‘一夜之间连双岁，五更以后分二年。’这个年五更不孬，平风静浪，今年是个好年景啊。”
娘说:“年初一有点太阳多好！”
爹顺口来了一句:“‘艳阳天，春光好，北鸟飞还’啊。”
娘听不懂爹的文词，走到爹床前收拾被子:“别转文了，快起来吧。天大明大明了。”
爹顺口又“转”了一句:“大明江山一统,洪武家国难寻啊！”
然后他用小时候上学吟诗诵词的声调，抑扬顿挫地“唱”了起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窗外，雪仍在下。
白金婚(图)
爹娘坐飞机到北京，登机前，爹让我给他和娘合个影，说回去拿给乡亲们看。（2001年）
这对来自加拿大的夫妇，看到高龄的爹娘携手登上长城，羡慕不已。（1996年）
1999年，娘从灵床上又活了过来，在当地传为奇谈；连当时为娘会诊的几位市里边的高级大夫也认为这是难以解释的奇迹。更不可思议的是，娘还基本恢复了记忆。
起初，娘连我姐也不认识，她也不知道我的外甥女桂花是我大姐的女儿。有几次，我试着问娘去过几次北京，她时而说去过一次，时而又说去了三次，都不对。终于有一天，她说去了两次。我问哪两次，她说：
“一次是咱上天安门，还上了长城，另一次是你展览剪彩。”我一听她全说对了。
我接着问:“娘，剪彩好不好？”
“好啊！”娘说，“就是那些相片大的就着实大，小的就着实小。”
我又问:“您还想着什么？”
娘说:“你看那些照相的（指开幕式上采访的记者们），有跪着的，有爬着的，挤过来挤过去！怪笑人！”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看那个闺女（指一个观众），看了俺和你爹的照片，挤眼就是泪，挤眼就是泪。”
这大概就是娘对进京剪彩的全部记忆，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娘病重的时候，我曾十分后悔，影展过后就没跟她交流一下她的感受。我想，永远不可能了。我永远不会知道娘当时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些什么。今天，终于和娘交流了，终于知道娘作为影展的嘉宾到北京开了这个“会”，到底是啥感受了。
就在娘出院的那一天，我对娘说：
“娘，等你身体好了，到你和爹结婚7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咱再坐飞机去北京，您还没坐过飞机呢。”
娘说不出是苦笑，还是真笑，她的表情很复杂，一边摇头，一边说：
“俺这个样子还能坐飞机？”
打那以后，坐飞机这个事娘一直挂在心里。她常对大婶大娘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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