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连间，索菲走了过来，眼角的泪痕尚未拭净。她主动为我翻译那些墓碑或座石上的题词。"12年里/我们共同度过/那些好的和坏的日子/刻在我心上的记忆/岁月也不能剥蚀"，这是为一只名为茜贝的猫。"你/我们的狗/比人更有人情味/有的人会在某个时刻背弃/而你始终如一/甚至在我们倒霉的时候/我们心灵深处/你排名第一"，后面有一家人的签名。"一颗真诚的心/用毛包裹/六公斤是纯粹的爱/你给予我们的欢乐/无法用言辞表达"，六公斤的猫咪爱米丽，逝后获得如此厚重的谥语，天堂有知，该怎样幸福地微笑？
索菲告诉我，这座占地数顷的公墓，是1899年由马尔格利特·杜朗侯爵夫人捐建的。当时她死去一匹爱马，就葬在了公墓一进门的地方。进门那坐很高的大狗雕像下，则是墓园里的第二位入葬者，是杜朗夫人家乡阿涅尔市的市政府来公葬的。那里是个滑雪胜地，那一年发生雪崩，这条名巴帕利的义犬一连救出了40个遇难者，却在去救第41个时，被那心慌意乱的家伙开枪打死了。我们在参观中发现了几个鸟墓、一个猴墓，其余几乎全是猫狗的墓葬。
西洋人的墓地重艺术装饰，重氛围的营造。巴黎那些葬人的墓地里，有更多的题词、题诗。但是人对人，有时就不能免除虚伪。绮丽动人的诗句，也许是违心敷衍的产物，这宠物墓地里的题词、题诗就绝不可能含虚伪的成分。据说这是目前世界上惟一正式经营的宠物墓地，墓位基本上已满，新申请者要等到购买期满的旧墓过了法定等待续款期以后，才能启用那墓位，而且费用不菲，若不是心中真有挚爱，谁会为死去的动物图虚荣写虚伪的词句呢？
索菲说有两个最好的题诗我一定要听她翻译，说着带我到那两个墓前，一首短的："我的欢愉我的悲愁/都能从你眼里看到/这是双重思想的光芒/你逝去了/可你的眼光还在我眸子里"；一首长的："这里安葬着狄克/我生命中惟一的朋友/内疚刺痛我的心/我曾那样粗暴地将他训斥/想起那时他脆弱的样子/惊异于我怎么没及时中止？/现在我多么孤凄/想对他说我再也不会粗暴/期待着梦中相会时的原谅/狄克的主人真心实意地深爱过他/正是因为相信他懂得这爱/我心里才不再一阵阵疼痛"。写下这些句子的都不是诗人，可谁能说这不是诗？
不过墓园里更多的墓上只有一句"我们生活中的挚爱"、"永生难忘"之类的简短题词。又转到索菲爱犬咪噜的墓前，素净的花岗石墓体上只有名字和生卒年，像这样的处理方式也为数不少。我望了索菲一眼，她眼角又有泪光。我知道，咪噜是在她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来到她家的，却在她生活得到提升时溘然而逝，那共度的岁月里有许多诡谲的遭际、幽深的心曲，她那眼角的泪光，不也就是为咪噜吟出的诗句么？
何处在涌泉？
那天应中央电视台10频道邀请去录一个节目，录完正往大院门口走去，忽然听见有人在身后叫我，扭头定睛一看，惊呼热中肠，是久违了的谷文娟大姐。她说："我从背影上就断定是你！"但看到我正面时，她笑说："老了老了……"她的笑容像当年一样总带有些揶揄的味道，头微微晃动着，我不忍心说我觉得她变矮了，低头望着她只是傻笑。10频道"绿色空间"在谷大姐爱人他们单位的招待所里租屋搭棚录像，谷大姐他们宿舍也在那个大院里，正好下楼散步，我们因此不期而遇。
我告诉谷大姐已到耳顺之年，她眉毛耸动，大概是在推算我们当年认识的时候我才多少岁，也许是同时意识到我也在推算她那时才多少岁，就爽朗地说："我今年73了，早退下来啦！"我们心里都掀起了往事的烟云波涛，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我只说了句："当年你对我是有恩的……"她也没谦词，仍是一脸灿烂的笑。看得出她在为我高兴，仅仅因为我仍在继续24年前开始的事业，没有停歇，她就为我高兴。她的这份高兴，实在是再次施我以恩德。
与谷大姐的这次邂逅，引出我许多的回忆，以及复杂的思绪。
24年前，即1978年，那是个历史转硬弯的年头。我在1977年11月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又在1978年春天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和《醒来吧，弟弟》。杂志负责人和编辑对这些作品的出世当然起着关键的作用，但作品的推广，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电台的广播。那时候我那些作品，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如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等等，被称为"伤痕文学"，是有争议的。邓小平同志复出以前，当时最高领导人还在强调"两个凡事"，从理论领域到文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潮流屡遭阻挡，那时的文学杂志、报纸副刊刊登那样的作品，特别是电台文艺部将其朗读或改编为广播剧，都还要承担一定风险，必须以胆识和锐气、热情甚至激情，才能迅速地将其发表播出。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谷文娟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编辑，连续编录了我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使当时还不能及时看到报刊的人们，特别是还在农村插队或在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年轻人，从电波里一下子听到了跟"四人帮"那时候完全不同的声音，以至于印象深刻到终身难忘的程度。有那样的听众后来见到我，跟我细说当时情况。那时农村里安装着很多的高音喇叭，地头的电线杆上也有。在"四人帮"倒台以前，那些高音喇叭里充斥着诸如"批孔"、"批邓"的肃杀之声，1977年里的声音里虽然多了批判"四人帮"的内容，却仍在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时时兴把高音喇叭的音量调至最大，传出的声浪在广袤的田野上滚动弥散，遇到丘陵山谷还会发出轰隆的回音，透过听觉给人心灵的震撼是无可逭逃的。因此，1978年仲春，突然有一天他们从那高音喇叭里听到了谷文娟等编录的节目，内容上对"文革"发出了质疑，宣布了爱情在人生中有合理位置，配乐里出现了贝多芬的《命运》旋律，又有轻柔的絮语与抒情的琴音，这让在田野中的他们惊奇、惊喜，"世道要变了"，他们也因之释放出了求变履新的青春情怀。在这样的田野里聆听，他们感受到被启蒙的喜悦与激动，于是他们记住了那些作品与作者的名字。许多这样的青年是先听到广播，再去找报刊书籍阅读相应文字的。到了现在，有的文学史家可以说那还不是文学，有的批评家可以嘲笑那些文本的僵硬幼稚，我们自己也可以真诚谦虚地一再地申明那时候实在还没有真正迈进文学的门槛，但是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那时因为时代机遇、思想潮流、文学复苏，加以有这样的广播托举而名噪一时，纷纷涌进文坛，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虽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各有各的浮沉哀乐，但这一事实，无论回忆起来时是自豪还是赧颜，都已嵌在了历史年轮里，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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