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这两姐妹和那个“万军”走在人群中，看起来都是很朴实、很纯善的弱者形象，怎么也看不出她们是靠在街头骗人谋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会相信。但是，她们又的确是在做着骗取有良知的好心人钱财的勾当。是谁教坏了她们？她们以后的路会怎样走？这些问题一直叩击着我的心扉。
两个女孩最终没能跟踪下去，因为觉得没有必要了，其背后的内幕和“万军”大同小异，无非是乞讨的主体不同而已。在这个都市行乞群落里，骗人的手法也在不断地更新换代，一种新式乞讨方法出来后，往往会以很快的速度广泛传播开。如这种披麻戴孝、手捧遗像式的乞讨方式，10月份之前在武汉还比较少见，但出现了第一个“万军”之后，只要这种方式能够奏效，不出一个月，再走在闹市区，走在乞讨者比较集中的地带，你就会看到第二个、第三个装扮、道具都如出一辙的“万军”。
我曾经问过一个跪着戴孝的“学生”，许多人知道你们是骗人的，你们为什么还要跪立街头？他无所谓地说，是的，很多人明知道我们是“冒牌货”，但还是要施舍，可能他们认为自己在行善积德吧。据他讲，武汉街头长期靠此手段行骗的“学生”至少有20人，年龄都在20岁以下，很少有两人是同一个地方的。
听了他的介绍，我的心情很复杂。对这些年轻的“学生乞丐”，该不该施以同情，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扶危济困是一种美德，但明知是骗人仍然无原则地施以同情，虽然给了对方物质上所需要的帮助，但对其骗人的行径和心理，无疑是一种纵容。
第十六章 200多人的“乞丐村”
1、200多人的“乞丐村”
——在武汉的贺家墩，租住在这里的乞丐和流浪汉竟有200多人！
——乞讨成了他们致富的门路，他们中的许多人逢年过节回家，都带着彩电、影碟机，有的还配上了手机。
——据村干部估计，甘肃岷县农村人到城市乞讨的粗略数字至少有1000多人！
“母子”式的乞讨者
在我体验流浪生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有两次奇遇令人难忘。一次是在本书第十章写到的，和安徽“磕头帮”里一位中年男人在旅馆里的邂逅。再一次就是下面将要写到的和一对甘肃母子的邂逅。两次邂逅都证明着，都市里的许多乞丐都以团体的形式存在着——如果你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地点，看到两个乞丐从乞讨方式到行装打扮都极其相似，那么或许他们就是一伙的。
那是2002年11月下旬一个周六的晚上，在汉口江汉路与中山大道岔口处的人行天桥上，我曾看到一个30多岁的妇女怀抱一个小孩坐在台阶上乞讨。两人的打扮很特别，妇女头戴一顶已经显出旧颜色的草绿色大沿帽；孩子只有三四岁的样子，头上也戴一顶帽子，上面绣着大团的红花，两边还各吊一串红须坠子，很像哪个少数民族的服饰装扮。妇女低着头，但目光漂移，打量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口中并不说话，只是把手中的塑料碗很长地向行人伸过去。
看女人的模样，很年轻也很健康，并不能引起行人的同情。倒是怀中的孩子，显出病恹恹的神态，缩在那里一动不动。本来以为这是一对很普通的母子乞讨者，我并没太留意，但走到天桥的另一侧，竟发现在另外的两个台阶上，也分别坐着两对和她们穿着打扮几乎一模一样的母子。这让我感到惊异！这三对母子显然是一伙的，她们分工明确，各路“人马”分守一侧天桥。这么多的母亲和孩子是从哪里来的？这引起了我的关注。
从她们的长相、装扮看，似乎来自哪个少数民族，或是某个有着独特风俗的省份。并且她们在这个天桥上乞讨的时间不长，因为我时时路过那里，像这种衣着打扮的乞丐以前没有看到过。我问一个怀抱小孩的妇女：“你们是哪个地方的人？”
她盯着我看了足有半分钟，大概看我的打扮并不像“施主”，没有回答。我索性和她并排坐在一起，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钱丢在她的碗里，这一次她开口了，说她是从甘肃来的。
然而任我再问其他什么问题，她都使劲摇头，甚至把头偏向一边，还说“你坐在这里干什么”，一个劲地催我走。
实在从她口里问不出什么，我于是起身到天桥另一端两对母子那里，她们的态度如出一辙，问什么都不理睬。但听口音，几乎可以肯定她们是一伙的，也的确像甘肃一带的口音。
一连串疑问扣击着我：这些“母子式”的乞讨者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大的群体？她们从哪里来？或者说是怎么聚合到一起的？但很显然，这些东西暂时不可能从她们口里“挖”出来，我便假装“撤退”。我一走下天桥，桥上几个妇女马上集合到一处，对着我指指点点起来。
我在天桥附近晃悠悠转到晚上10点多，一直到她们“收班”。看着她们走下天桥，我便尾随其后跟着，但还是被她们发现了。她们停下来看我，我知道跟踪已经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了，只好掉头自己走了。
接下来几天，我又在汉口的六渡桥天桥、武汉广场、中山公园、同济医院等处看到装束打扮和那几个妇女小孩非常相像的乞讨者，一问都是“甘肃”的。这愈发让我惊讶：如果她们都是一个团伙，那么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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