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一时问不出什么，但我发现他们身上一定有隐情，于是第二天早上又前往。恰好，我赶到时，他们夫妻二人抱着小孩准备去换药。我便尾随其后。出了贺家墩，他们朝复兴村走去。我提议我们坐公交车前去，他们依然不理我。我问这问那，夫妻也不搭话。他们只顾走自己的路。
就这样，夫妻两人换着抱小孩，一路走走停停，步行到常码头的一家医院，足足走了四五站路程。我和他们说话，他们还是爱理不理，但显然已没有像昨天那样反感我了。
换药时，医生要求挂号，男的一脸苦相地哀求医生，自己是来武汉讨饭的，没有多少钱，能不能不挂号？我立即帮他们向医生说情，医生终于答应了。可到换药交钱时，我看男的又是苦着脸。一定是钱不够或者认为医院收钱收多了。我从医生的话语中听出，的确是男的带的钱不够，医院要收12元钱的换药费，可男的手里只有7元钱。我连忙掏出5元钱交给男的。他看着我，不想接，但看我的样子十分诚恳，又看了看生病的女儿，最后还是不好意思地接了过去。此时，我发现他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些。
走出医院，我说一起乘坐公交车吧，我来买票。夫妻俩摇了摇头，但他们开始消除了戒备心理，和我攀谈起来。男的说，他叫姚真平，24岁，只上过小学；妻子叫刘芳霞，22岁，是个文盲；孩子叫姚瑞霞，2岁多。因田地太窄，姚真平以前出外打工，搞过建筑、挖过煤矿，但不是工资太低，就是拿不到工钱，无奈的他只好在2001年4月携家带口跟着村人来武汉乞讨。白天，妻子带着孩子出外乞讨，姚真平则在租住的房子里做饭。但他们乞讨很差，往往连生活费都讨不到，现在连孩子看病都没有钱诊治。
联想到他们的住处，看看他们眼前的处境，我相信了，可他为什么要骗我说是安徽人呢？刘芳霞说，跟我不认识，当然要提防着我，这也是很多“甘肃丐帮”统一对陌生人的口径，其实，他们是甘肃岷县住塞乡牌地村三社人。刘芳霞说，看我不像是坏人，所以才告诉我实情。
6、200多人的“乞丐村”
还是回到前面，说头一夜探访“甘肃丐帮”的情况。
我挨个儿房间查看。正如张俊杰所言，在询问过的人中，除一家是做生意的外，其他全部是来自甘肃岷县的乞讨者，大人、小孩足有60人。这真令人惊讶！他们说起自己出外乞讨的原因，无一例外都是“庄稼被冰雹袭击了，生活不下去，刚刚到武汉乞讨。”这些甘肃流民还有一个共同之处是，几乎都是全家倾巢而出，女人带着小孩到街上乞讨，残疾人或年老者则单独出门乞讨，而女人的丈夫一般不出门，呆在家里做饭。
在四层的一个房间，我看到了江汉路天桥上乞讨的那几个妇女，她们正在边吃饭边逗小孩子。很快，她们也认出我来了，红着脸、抱着小孩纷纷回避。
探访到三层时，见到一个40多岁的男人，叫朱俊东，安徽省临泉县田桥乡大朱庄人。他说他是这栋楼上惟一一个做正当生意的，在这间房子里住了5年。说起楼上楼下的这群甘肃邻居，他显得有些义愤填膺，闲聊间倒了一肚子苦水。
朱俊东说，这群甘肃“乞丐帮”特别不讲卫生，在家里解小便，有时小便从楼缝里流下来，滴到他的床上。另外，他们做饭烧得是木柴，不仅把自己屋内的墙壁熏黑了，而且一到中午、晚上做饭时间，整栋楼里都乌烟瘴气的。烟雾倒是小事，最危险的是，他们的房间里堆着许多木材，万一哪家不小心失火，会引燃整栋楼的。这个位置又窄，消防车开不进来，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朱俊东说，他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要不是这地方离做生意的位置近，他早就搬走了。
我问这群“甘肃帮”在这里住多久了？朱俊东说，有的是才来的，有的在这儿讨了好几年。他5年前住在这儿时，这儿就已经有了甘肃的乞丐。他们成群结队，一拨拨走了，又一拨拨地来。现在，乞讨成了他们致富的门路，他们中的许多人逢年过节回家时，都是买了大彩电、影碟机带回去的。回家前几天，还会买一些好看的衣裳，打扮得清清爽爽的。朱俊东还说：“他们有些人买了手机，平时就用手机与家里通话联系。”
“乞丐用手机？”我不免有些惊讶。
朱俊东说：“手机又不贵，他们完全买得起，也用得起！你以为他们真的可怜，他们比我们做生意的赚钱还多。白天，女的带着小孩出门乞讨，男的就在家做饭、喝酒，有时把地毯一铺，围在一起打麻将、玩‘拖拉机’，不‘带彩’(指赌钱)的还不玩呢！”据他讲，他们打牌时大吵大叫，喝酒时更是闹得厉害，经常发酒疯，打架、骂人。邻居们是怨声载道。
我问朱俊东，这个“甘肃帮”是不是有60多人？朱俊东“哈哈”一笑，说：“光这栋楼就住了60多人，整个贺家墩像这样租给乞丐住的楼还有好多家呢。据我估计，住在这里的乞丐和流浪汉有200多人！”
为了证实朱俊东的猜测，接下来的两天，我在贺家墩一带寻访。在“甘肃帮”所住楼房的附近，靠武汉博物馆一边，我发现一些楼房大都和这栋“甘肃帮”楼房相似，住的几乎全部都是外来的流浪汉和乞丐。另一栋楼房的房东提供的数据，也基本上和朱俊东所说的情况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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