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晚上，令狐打电话给我，说他的一个激进老乡，请他趴在一个来自中国台北的女人身上，发泄着祖国至今尚未统一的愤懑。电话里，他还特意让他身下的台北女同胞，用极其煽情的嗓音，朝着话筒呻吟。我躺在气氛潮湿的被条里，禁不住打起了手枪。那个夜晚，是我有生以来，最最鄙视自己的夜晚。但后来，我却这样想：为什么资本主义会迅速发展？为什么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而现在却是只有中国才可以救社会主义？可能咱们中国人，一直没有放弃打手枪的古老习俗吧？可问题是：许多得不到的东西，除了使用这个方式来得到，我们这些势单力薄的个体的人，又能用其他的什么高招来对付自己熊熊的欲火？中国人，在美国，面临着那样的一个非常时刻，想扑灭这样的一种熊熊欲火，除了手淫，还能有其他什么锦囊妙计？
另外一个晚上，我趴在桌子上给国内的一些朋友写信。那些信写得都不长。在写给江洪的信里，我学着英雄老扁的口气，问他最近的“胖须”插的怎样。我想起这个写法，还是英雄人物老扁，在没有成为英雄之前发明出来的。并因此想起了一些难忘的本科时代：就像是一场不得不闭幕的戏，我那青骢马、薄春衫，白衣飘飘的本科时代，就那样悄然走远了。老扁、小如还有许许多多和我一样曾经异常年轻的本科同学。我们的相遇，只是一场为了离别而诞生的宴会。我们的激情，现在只剩下一个庞大的空壳。我们所有的欢声笑语，如今都已成为一曲无奈的悲情布鲁斯。异乡的上空没有云彩，故国的夜晚，又该给我以怎样空洞的安慰？
信中，我告诉江洪，纽约的野鸡可不像国内那些小敲小打的野鸡。她们有执照，合法经营按时纳税。受法律保护，享有极其奢侈的人权或者人身自由。结束那封信的时候，我还特意向他提起：我说最近的我正在拼命挣钱，以便早日代替他实现“睡几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女人”的理想。
写完那封信，我又想单独给夏羽也写一封。写写我对她的愧疚，我想婉言规劝她，希望她能够早日跳出那场名存实亡的失败婚姻，能够尽快甩掉‘驼子’那帮小流氓们对她的纠缠。她可以找份体面的工作，哪怕不找工作，也可以体面地生活。旅馆的收入，足以使得她们母女俩衣食无忧。又何苦非要去亲身体验，那些希奇古怪的现代都市夜生活？正当我准备提笔写下这些时，又忽然觉得：自己又是何苦？再说，写出去的东西，毕竟就是泼出去的水。到时候，我还能收得回来吗？索性没写。
给赵小妖的信里，我这样写：“生存已经不是问题，寂寞才是大问题。”在信里，我还非常露骨地对她说：我后悔没有在你的肉体上，留下一些更深刻更有意义的纪念，就跑来这个鬼地方。“残酷就是美丽，美丽就是残酷”我不知所云地写上这句话，想以此吓唬吓唬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妖。快结束时，我还假装自己因为时刻都在想念着她，所以准备：学校一放假，我就回国来看你。我说美国是个百分之百的鬼地方，在这里挣不到什么大钱，却浪费着我的大好青春。“美国没有一个像点人样的美女！也没有任何艺术的灰尘，愿意滞留在这个鬼都不来下蛋的地方！”
我还绞尽脑汁地想把自己写得再惨一点。或者这样的话，小妖会更想我更爱我。因为英雄人物老扁曾经这样定论过，他说天下所有的女性，都没原则地同情弱小者。写完给小妖的信后，我又往信纸上洒了点冷开水，特地把最后几个字弄得模糊不清。心想：等它干了，小妖拿在手里，阅读时，肯定会把它当成是我的泪痕。
后来的几个晚上，我特别希望自己可以做梦。当然最好是做做春梦。我还希望那些梦可以长久持续一点。我希望有位天外飞女，从云端里飞下来，乖巧地躺在我身边，常娥啊织女啊还是今何在笔下的那个什么霞的，无论是谁，我都不会再对她们的裸体客气！我会像白案大厨们揉面粉那样，一点一点地把她们揉碎，然后扔进沸腾的油锅里，然后再捞起来，再揉碎。这才算是人生。这样的话，至少比傻逼神仙西西弗来回搬石头，要有趣的多吧？
原来周一平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来回搬动着一块被人类叫着“女人”的石头？那我的魂呢？周一平也得跟平常人一样，要具备一个被人们称之为“魂”的物件吧？我常常这样甜蜜地想着：恩，在思想的深处，我是个强者，是个胜利者，无坚不摧。另外，假如明天，假如明天可以下一场金钱加美女的大雪或者大雨的话，那我的人生就功德圆满啦。哼，和艺术有关的人，怎么会败？
可是，所有这些遥远而不可及的梦想、遐想、狂想和臆想的声音，对于如今的我来说，真是太遥远，太遥远，太遥远了。
第四节 我腰断了，怎么弯？
在纽约街头，在那些高楼大厦之间的倒影里，我总是想放慢自己的脚步，悠闲一些。这个国家的人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他们走路的姿势奇特，虎虎生风。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一样，倒像是前面的街道上已经摆满了金元宝或者大锭的银子。或者像是阎王已经向全美人民下了十二道金牌，说走路快的，可以赶到下辈子不投人胎的机会。我才不会那么飞快地走路。赶着去干嘛？被车撞上了，本就折得太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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