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乡,此乡属精神使人民发展一种村镇自治体的政治制度,这在中国为惟一的真实政府,中央政府仅为一班衙门阶级抽收捐税及兵士们所知道的机关,此抽税者及丘八太爷常为假借公务,张牙舞爪下乡滋扰的热心分子。其时在施行仁政的帝制时代,中央政府所加于人民的捐税,至为轻微,而乡民但觉得“天高皇帝远”,固不知有所谓中央政府的德意。征兵服役,向非人民所知,盖国家承平之日久,既无战争,又无匪贼,只有那些流氓,那些不事生产的无用之徒,才转起当兵的念头。及国家荒乱之秋,那就国家兵卒与地方土匪,怎样也找不出可以清楚区别之点(此当系指军阀时代之情形——译者)。其实就是二者之间加以区别,亦为非必要者。至于讲到法律与裁判的情形,则人民常怕上公堂,百分之九十五的争执是在本地长老辈面前解决的。被卷入诉讼案件,认为事实上的一种羞耻。年老的安分良民,常引生平未进衙门未上公堂以自夸,是以中央政府的三大作用:课收捐税、维持和平和保持公正,直接关涉人民者至微。根据中国式的政治哲学,政府统治之最优良者,应最少发挥统治作用,最少管闲事,即垂拱而天下治。此思想历久而不变,真正统治中国的政治机关,可以称为农村社会主义的政府。凡适用于农村者,亦必为都市共通精神的真髓。
此所谓乡村或市镇的地方政治机关,是非可目睹的。它没有具象的权力体,像市长或议员者。它是实际赖道德的观念受年事较长者之统治。此统治者之资格,亦为年高德劭,同时亦受一般土豪劣绅(破靴党)的统治,则借重其熟悉法律与历史。基本上,它是受习俗和惯例统治着,所谓不成文法律者近之。倘遇发生争端,常请出年老者或族长来公断是非曲直,公断标准不是单纯根据理由而是依照“人情公理”两者兼顾。倒是没有了律师的参加,反而容易察觉谁是谁非,尤其当两造同系生活于同一社会传统之下而彼此系属相识者。因无律师在场,使公正的判断益见可能,而判断公正,常使人心折服。乡村里的绅士似较城市中者清白一些,虽他们的寄生虫的本质是由于经济的关系而决定了的。也有良好纯正的读书人,他并不视处理争讼为职业,他们因为德性、学问、名誉,也能分享老年人所受的尊敬之权力。在此等老年人和读书人治理之下,人民生活着。临到争执不能用这种方法解决时,好像犯了伤害人命的刑事案件,或如分析家产,或其两造都决心争取面子、誓不甘休的时候,那么他们才请教衙门。但是这仅当两造都准备毁灭自己的时候,因为没有人民不畏怕衙门如同趋避瘟疫病一样。
中国人民常能管束自己,倘所谓政府者能听令自存自没而不加干预,则他们亦很愿意与政府不相往来,尔为尔,我为我,今如给予人民以十年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在此时期,政府一辞,无人提及,他们很可以安静地生活下去,他们的事业,也会发展而兴旺起来,他们会垦殖荒地改成果园,制作用具,转辗传贩之于全国,亦将能发掘地下之宝藏,扩展各人之事业。鸦片将不复有人种植,因为没有人迫使之种植,将自然而然绝种。他们还能积聚些积蓄,足以救济临时的水旱灾荒。让他没有高悬“富国利民”匾额的甚么甚么税局,则国家将趋于强盛,而人民趋于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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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贤能政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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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国家为标准,吾们的政治生命中最显著的特点,为缺乏宪法,并缺乏公民权利之观念,这样的特点之存在,只因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和政治哲理、道德融和的哲理,而不是一种效力的哲理。它把道德和政治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宪法的基本概念,是在预断地把统治者当作坏坯子看待;他或许会滥用权力而损害我们的权利,吾们乃借重宪法为捍卫吾人权利的武器。中国对于政府的概念,恰与此预断直接地相反。中国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谓之“父母政府”,或者是“贤能政府”。他们将照顾人民之权利,一如父母之照料其子女,是以吾们人民把“便宜行事”的权利交托于政府,便予以无限的信任。在此等人手中,吾人付托以数千百万的资产,从不一问其开支报告;吾们又赋予此辈以无限政治权力,亦从不计及自卫吾人之权益。吾们只把他们当作圣贤君子看待。
对此所谓贤能政府所下的批评,其精审、公平、正确,应无过于二千一百年以前韩非子的伟论,韩非子为属于法家之大哲学家,约生于孔子后三世纪。他是法家哲学派中最后亦为最伟大的一位,他的中心主张便是建立法治政府以代人治政府。他的分析人治政府之罪恶极为精确,而他所描述的当时之政治生活现象极相类似于今日的中国,倘令韩非子复生而亲向吾人口述,亦将不易一字。
依照韩非子的意见,政治智慧之起点,始终摈弃道德之俗论并避免道德之改进。著者亦深信吾人停止谈论人民道德的感化愈早,则吾人之能建立中国之廉洁政府亦将较早。可是事实上有那么许多人在议论着道德的改进,以为政治罪恶的解决手段,适足以说明他们的思想之幼稚,和他们的领悟正确的政治问题之低能。他们应该明了吾人已经继续不断地谈道德的腐论历二千年之久,卒未能用道德之力量改进国家,或使她有一个比较贤明廉洁的政府。中国人民应该明了,倘令道德感化真能有何裨益,中国今日应早已成为天使圣哲的乐园了。依著者愚见,用道德来改善政治的思想和议论,何以如是流行,特殊那些官吏们谈得尤为起劲,就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改革,至少不会有害于人。可是吾们那些高呼提高道德的大人先生,都是不怀好意,有几个简直有一颗墨黑的良心。著者固知张宗昌督办和别位恢复名教礼制而提高他人的道德水准者,通常都广置姬妾,自五人至十五人不等,又为强奸幼女之老手。吾人说“仁义是美德”,他们亦将回答说:“不差,仁义是良行。”这样胡胡调,固无伤于任何人。另一方面,吾从未听见吾们的官僚老爷讲起法治政府,因为人民将对之说:“很好,我们嗣后将用法律检举你们,而请你们进监狱。”是以吾人停止谈论道德愈早,而移其论旨于严格推行法治,则吾人愈能及早阻止官僚之闪避法律制裁,使他们不再能托故优游外国租界而写写意意诵读孔子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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