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回来让一位在北京某大博物馆当馆长的朋友知道了，这主儿跟我有着过命的交情，一天到晚逼着我捐献。逼得走投无路了，咬牙跺脚捐就捐吧，据说是能换回来一本儿烫着金字、盖着钢印的荣誉证书。花了两千块钱，说不定还就能赚回来个大吆喝呢——挺好！
自打我答应捐献这两把战刀之后，便没完没了地接到这家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电话。
今天要联系地址，
明天要身份证号码儿，
估计后天该要我的生辰八字了。
捐献的那天，还有不少工作人员出来迎接我，馆长把手臂向前一伸，是个恭恭敬敬的“请”的姿势，于是我挎着这两把英雄盖世的战刀，大踏步地走进这家博物馆的“白虎节堂”。
寒暄了一阵之后，馆长说：“白先生，您先在此等候一下，我们的专家要鉴定捐献品。”
我就把战刀奉上，在外边坐了下来，琢磨着日后我怎么从这位馆长朋友那里找补点“好事儿”回来。
工夫不大，那馆长就从里边出来了，脸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还拉得老长，就跟驴“那个”似的。他用一根手指头朝我勾了勾，意思是让我过去，就像警察叫犯人，再没有先前那个“请”的风度了。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坏菜——又要出事儿！”
进了内室看到大家都非常严肃，还看到桌子上摆着一本大大的红颜色证书，估计大小是十六开的，果真是烫金的耶。只是它能否属于我，现在已经很难说了。
坐下来后〖DK〗就有人发问：“白先生，请您回答，这两把刀是您的吗？”
“是……是我掏老宅子掏……掏出来的！也就是说是我从别人那里买来的。”我实事求是地说。
“能讲讲那个人的情况吗？”又问。
“那个人——您问哪个人啊？”我有点儿乱套了，支支吾吾的。
“这玩意儿该不会是您从旧货市场买来的吧？”不知他们中间的谁忍不住了嚷道。
“嘿，这是怎么说话呢？向毛主席保证！得嘞——我知道现在是向谁保证都没用了！可这东西真……真不是我从旧货市场买的！”我此时是脖子汗流。
“……可我不敢保证，卖我东西的这个人是不是从那地方拣回来的。”这不是一样吗？我就此一败涂地。
大家都沉默了，小屋里一片静寂。
少顷，有人发言：坦率地说吧，白先生，您捐献的这两把战刀都是赝品。先说这把所谓二十九军的大刀，从制式到做工都不对。二十九军是冯玉祥的旧部，活动于晋东南一带，那里是出产“镔铁”的地方，二十九军用的都是镔铁大刀，也就是当年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的用材。现在已经没地方找“镔铁”去了，您这个刀充其量是“锋钢”的，刀刃明显是用机械砂轮给打出来的，那时候好像还没这么先进吧？另外，这刀口儿也太软了，甭说砍人，就是砍木头都招呼不了几下子，怎么能跟二十九军的那些关老爷的“校刀手”的家伙什儿比？所以是假得不能再假啦！
另一把勋刀就更不对了。勋刀的讲究特多，一般看来，那刀柄、刀鞘上都要饰以金黄色的醒狮浮雕，大抵都要刻上几个字，如“夷难定功”或“我武维扬”等……民国二十年国民政府曾颁布《颁发海空军勋刀规则》，规定一星至九星，按功勋可分“九等”。后来到了民国二十四年将上述规则废止，另改为“醒狮勋刀”的样式，纳入了《陆海空三军勋赏条例》，刀又分“有穗”、“无表”等等……好啦，不说这么多，说了您也不懂！就看您的这把所谓“勋刀”吧，别的不说，刀把上就漏洞百出。您仔细看一下，刀把子上的那两颗星儿，真品应该是两颗螺丝，刀把可以拆卸并藏有制造人的名姓，您这玩意儿是死的，是照葫芦画瓢给铸出来的，仔细摸摸上边还带着毛刺儿呢。
还有什么可说的？这可比那只洗化了的假皮箱子的问题严重多了，简直是要了我的命！
朋友就是朋友，关键的时候还是他给我解了围。
那馆长就说：“算了吧，白先生是搞古代陶瓷的，哪能面面俱到？容许人家打眼嘛！这刀往好了说，它是件艺术品，往坏了说就不大好听了——凶器！今天你也不算白来，我们替有关部门把这两把刀收了。谢谢！”
谈话就此结束，有人还特快地把那荣誉证书给拿走了。
到了大门口，我那个馆长朋友叹了一口气，愤怒抑或是无奈地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你他妈真是个‘二把刀’！”
于是我就灰头土脸两手空空地打道回府。
刚回到家就有人给我打电话，问道：“白兄，今天的捐献活动进行得怎么样？”
“非常成功！”我没好气儿地说。
“那——都奖励你什么啦？”这主儿还紧着没完。
“奖了我一辆卡迪拉克！”我差点把电话给摔了。
哎哟！瞧瞧这眼让你打的嘿！怎么夸你好哇？人家没说错你，你就是个“二把刀”。难道你丫长着俩眼睛是出气儿的？！我天天儿的就这么骂自己，难受得是撞死的心都有！
您说我他妈冤不冤呢？好当当的捐献义举转眼之间竟然成了“凶器上缴”。早知道如此，我干吗那么痛快的就把身份证号码儿告诉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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