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也笑了，就小声的嘀咕了一句：“Incorrigible(不可救药）！”
肯如是讲来：八十年代初他就去了西方留学，忍受了不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学成之后，他没打算立刻“衣锦还乡”，而是继续客居海外，在饭馆里刷盘子、到社会上当推销员，干零活打短工，能干的都干了。他坦率地说：像我这样的“华侨”，看着貌似财大气粗，实则囊中羞涩，而且很难真正与西方文化“同流合污”。不是有那么一首歌吗？“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于是，在他的胸臆里，重新荡起了对家乡文化的激情。
在德国的法兰克福，近年来华人云集，除了中国餐馆和做图书交易的小公司之外，居然还有不少的古玩店。肯不知道是通过什么关系，和这些古玩商搭上了，这些古玩商里有洋人也有华人，但甭管是黄皮肤还是白皮肤的卖主儿，一律是红口白牙，咬定自己的东西都是真品。
有人要在与北京隔着千山万水的欧洲某条小街巷的深处，请肯吃一顿家乡饭。于是，在唐人街的一家小饭铺里，他们吃着完全变了口味的烤鸭和加了蜂蜜的鸡蛋炒西红柿，肯第一次动了当个古玩商的念头。
说起来这些古玩商嘴里的故事还真多，洋掌柜讲：说实话不怕伤害了您的民族感情，我这儿的玩意儿，可都是当年八国联军从宫里抢出来的，瞧，还有证书呢。那个华人老板则说：我店里的东西更有来头，他把嘴贴近肯的耳朵边儿上，但声音却大得能让在座的所有人听见：“我可告诉您——都是十几年前走私过来的水货，个个保真！”
肯虽没有鉴定文玩的眼力，但他知道这些年来国内的古玩价格是一路飙升，国宝回流已不算什么罕见的事情。再说了，自己是不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应该对中国的文玩懂三分，难道我就不能无师自通吗？
肯拿定了主意后，一笔就投了三万欧元（约合三十万人民币），买下了几件瓷器，准备回到国内“牛刀小试”。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次谈话。
对于肯的这番宏图大业，我一时还不敢妄加评判。实事求是讲，近年来国内出现了收藏热确实不假，个别的文玩价格也高出了海外，有人在欧洲捡过漏儿，确也偶有耳闻。但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没那么容易，我信奉的原则是：“机会永远是送给有备之人的礼物。”肯能成吗？一个就会在纸上谈兵的文玩“鉴赏家”？一只含辛茹苦，多年来在海外撞来撞去的没头苍蝇？
我对肯说：“跟您比起来真叫惭愧，我太农民了。别说是欧洲，我连河北省都没出过，实在不知道那边的古玩商到底是个什么路数。您就甭费心为我描绘西洋景儿了，把东西拿出来吧，是真是假，让东西自己说话。”
肯轻蔑地瞟了我一眼，说：“别急呀——当然会让你看东西的，只是这真假你就用不着怀疑了。只怕的是你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的好宝贝！”
真让人搓火，在肯的面前我本想“改邪归正”，可他这不是逼着我甩片儿汤话吗？
我骂道：“你真把自个儿当洋葱头啦？也不问一问谁拿你炝锅！我玩儿了二十多年的古玩还净打眼呢，你凭什么认定从外国买的古玩就准是真的？就凭你管你爹叫‘巴拔’？管糖尿病叫‘甜尿症’？对于古玩的认识，你是六月天儿穿皮袄——差远啦！”
肯也急了，说：“老同学呀，你一定要承认在这个世界上，人和人原本是有区别的。不要总拿着你们大陆古董贩子的骗术一概而论！”
我一拳砸在桌子上，破口大骂：“邹建国！我们大陆？说说你是哪国人？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了，那就去你妈的，大爷我从来不伺候假洋鬼子……”
肯自知语失且又理亏，就用两手按住我的肩膀让我坐下，他忙不迭地说：“好啦好啦！是我说错了，是我言不择词成了吧？我这只是个比喻，您怎么跟土匪似的。”
为了表示歉意，肯力邀我去喝咖啡，同时看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宝贝。地点是一个我听说过却从未去过的咖啡屋，叫个什么“巴”来着？对了！星——巴——克。
肯要了两杯不加糖的苦咖啡，挺老贵。他喝得津津有味，我却咽不下去。
肯说：“你怎么不喝呀，这可是正宗的哥伦比亚咖啡。”
我说：“爱哪儿哪儿的，还没有‘十滴水儿’好喝呢。您自己一个人受用吧！小姐，给我来包香烟——红塔山的。”
肯惊叫道：“哎哟，祖宗！这儿不让吸烟。”
我问：“咖啡馆里不让抽烟？谁定的狗屁规矩！”
肯用手紧了紧领带，又看了看四周说：“别土老冒儿啦啊，全世界的星巴克都不许吸烟！”
我甚感郁闷，小声骂了一句。我的声音招来了一个服务生。
他过来问我：“先生，您还需点要什么？”
把我吓一跳，忙改口：“不需要什么，我是说你们家的咖啡，还真——真地道！”
那服务生说：“谢谢！”就满脸微笑地走了。
我一边擦汗一边对肯说，下回可别带我到这种地方来，太局促，还嫌活得不累？
肯今天穿着西装，雪白的汗衫，花了唿哨的领带，用老北京的形容叫：一身的“噼儿啪儿”！透着精明和干练。不像我，穿一件过了时的夹克，不修边幅。我就多少有点后悔，当年没有好好的学习，没能像肯那样，风风火火的在国外“浪”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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