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在桌子上，你拿吧。”
胖子眉飞色舞地手刚碰到钱，就不敢动了，因为我用一只手枪顶在了他的头上……由于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我身上总带着防身的东西!胖子吓坏了，不住地颤抖。我对他说：
“你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吗?”
没等胖子回答，我用左手狠狠地扇了他一个大嘴巴。用力过猛，我的手表飞了出去，多亏范永刚看见捡起来了。这时候他们那边的几个人站了起来，我放开了胖子跳到了台上，用枪指着他们说：
“都给我坐下，双手抱头不要乱动。”
他们都乖乖地坐在那里。我对他们说：
“你们扫了我的兴，不过今天饶了你们，下次再让我看到你们，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我们收好了钱走了。其实，我拿的是一只玩具手枪，所以也没太在意，由于我不住在惠桥饭店，出了歌厅我就回去了。范永刚和小余也回到房间睡觉了。他们刚躺下，朝阳特警队的警察就把他们的房间包围了，警察进了屋就用微型冲锋枪顶住了他们。小余当时身上贴着张伟从广州带来的文身贴纸，那时候这东西还比较新鲜，警察以为是刺在身上的，问他又一问三不知。警察生气了，认为他不是好人，打了他几个嘴巴。
他们没有告诉警察我住在哪里，我的手机已经关机。警察就在他们的房间里坐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刚起来就有人通知我说出事了。我急忙换了个宾馆，用手机给范永刚的房间打电话，他一接电话，我就小声地问：
“出事了吧?”
范永刚咳嗽了一声问我：
“你在哪儿呐？”
我对他说：
“你不要继续表演啦，我知道警察就在你边上监听呢，你把电话给他我和他说。”
警察接过电话问我：
“你是记工吗?”
我说：“对。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他又问我：“你在那里呐?”
我说：“我告诉你，我在东经40度北纬116度你信吗。”
警察笑了，他说：“你过来一下，咱们见个面，把事说说呗。”
警察的语气非常和蔼，他想把我调过去。我笑着说：
“各位辛苦了一晚上，我现在过去能有好果子吃吗。”
警察又对我说：
“那咱们总得见个面呀。”
“面总是要见的，但是现在是不可能的。”
警察问：
“为什么呀？”
我说：
“你总得给我时间和你们沟通啊，你们今天见不着我，但是我的朋友肯定会找你们，我们也很快会成为朋友的，我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也跑不了。”
我又问了他们现在谁是头，他把电话给了另外一个警察。我问完了他的名字和单位后，对他说：
“这事是我的事，与其他人无关，请您不要太为难他们，我的手机也不关，你们可以随时和我通话。我的枪本身就是假的，要是真的我早就跑了。我马上就会找人和你们联系的，你们就别想着我现在过去了，我又不傻。”
警察见调不来我，他们只好对我说：
“你千万别关机呀，你一关机性质就变了。”
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关的。”
放下电话我急忙去找人“铲事”，我找的人非常得力，很快就和他们联系上了，但是由于涉及枪的问题，又是别人报的110，他们非常谨慎。直到当天下午才解除了对范永刚他们的看管。
因为老范他们是半夜被控制起来的，许多书商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是谁造谣说，政府部门要联合行动扫荡书商的五角大楼惠桥饭店。书商们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那些搞黑书的，纷纷争先恐后地退房。总服务台前排起了长队，宾馆门前车水马龙，场面蔚为壮观。不到上午11点，惠桥饭店已是人去楼空，上百个书商基本上全闪了。服务员们发了财，书商们遗弃的样书、广告、订单等，让服务员用行李车推出了十几车，卖了好几百块钱。
我的事很快就铲完了，两天以后我去特警队做了笔录。那几个办我案子的警察，一见我就惊讶的说：“是你干的吗?不像呀!干你这事的人都是犯罪特征写在脸上的。”我嬉皮笑脸地对他们说：“是不是看我太文静了!”我没事了……当书商们知道是一场虚惊后，许多人把我恨得咬牙切齿，背地里把我骂得狗血喷头。
大作家顾工财迷心窍
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顾诚的爸爸顾工这个老家伙，财迷心窍，把《英儿》一书的稿子又卖给了另外一家出版社。那家出版社加班加点地赶出了3000本书，比我早半个小时投到了北京的图书市场。他们的这种卑鄙伎俩严重地扰乱了市场，书商们纷纷要求退货，我急忙安排应付的对策。
首先我找到了给那家出版社印书的印刷厂，按插了线人及时地掌握他们的进度。我们这边的印刷厂加班加点地赶印，我比他们早两天出货占领了全国的市场，我松了口气。全国的经销商们情绪也稳定了。我不敢怠慢派人24小时监视着他们的印刷厂，他们终于开始发货了。我们的人跟在他们的车后面，发现了他们的托运站。老板被我收买同意可以把他们的货压两天再发，为了保险起见，我派了三个人倒班监视着这批书的发运，以免老板失言。四天以后我已稳操胜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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