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外戚传》：“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
［清儒杭世骏以为无杀钩弋事：
“常疑汉武杀钩弋事不可解。以为雄猜之主，不近人情事亦有之者。考之《西京杂记》钩弋夫人从事甘泉，告上曰：‘妾相运为陛下生一男，年十七。妾当死，今必死于此，不得为矣。愿自爱。’言终而卒。香闻十余里，因葬云陵。上哀悼之，发冢开视，惟衣履存，乃为起通灵台于甘泉。］
是岁，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霍光。
后二年（B87，甲午）70岁。
正月，朝诸侯于甘泉宫。赐宗室。
司马迁失官，后失踪（遁隐？）。（说详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
迁遗一女，适平通侯杨敝。著《太史公记》百三十篇传世，即《史记》。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
“案史公卒年，绝不可考。……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今观《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事征和三年，余皆出后人续补。］
《后汉书·蔡邕传》：“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传于后世。”
［何按：关于司马迁卒年，史无明文。
但武帝未杀司马迁，亦未禁毁其《太史公书》。疑马迁之失踪或遁隐与霍光有关。武帝死后，昭帝以幼冲之年临帝位，大政托孤于霍光，霍光是去病之弟，卫皇后、卫太子及卫青宗亲。他执政不久，即发动政变，黜夺田千秋、金日磾等托孤重臣的权力。又以勾结燕王谋反之可疑罪名逼死上官桀、桑弘羊等旧臣。霍光最终立卫太子之孙为宣帝，从而为卫氏家族全面平反。卫青生前与李广有隙。司马迁亲近李氏家族，由于为李陵辨冤而获罪，《史记》中明显贬卫霍而扬李广。所以霍光必不能容之。因此，司马光在昭帝朝的神秘隐遁或失踪，必然与霍光的柄政有直接关系。］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子长游踪”条：
“（司马迁）既座刑，乃卒述黄帝至太初，则书成时，必六十余矣。后为中书令，卒必在武帝之末。《参世家》末言参之五世孙宗以征和二年坐太子死，即戾太子也。又田仁、任安二人皆坐戾太子事诛，而《史记田叔传》及仁死事，且云予与仁善，故述之。又《报安书》作于安下狱将论死之时。则‘巫蛊’之狱，戾太子之败，迁固亲见之。又四年，武帝崩，《汉书》本传于《报任安书》后言迁卒，则在武帝末或更至昭帝也。］
［由于司马迁之死史籍缺乏明确记载，后人对其死因与卒年就产生了各种臆测。写《汉书》的班固在为其作传时已经搞不清楚，所以干脆不记。东汉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中承袭卫说。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对卫宏说提出质疑：“今观《景纪》，绝不言其短。又迁下蚕室，在天汉三年，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其卒在昭帝初，距获罪被刑盖已十余年矣，何得谓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乎？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50)
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连载：汉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子长《史记》，全是愤激，杂以游戏。以‘项羽本纪’列高祖之前，固为无礼，又不为惠帝立纪。至‘孝武本纪’，但述其神仙祷祠之事，而政令无闻焉。不过为文成、五利作一外传耳。传之后世，以为何如主？殆以此报腐刑之毒也。首云孝武皇帝者，与孝景皇帝者，同是轻薄语。但太史公自序云：今上本纪。尚未有谥，故刘知几谓褚先生补作。以此传疑。
《史通》云：元成之间，会稽褚先生补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等传，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然吾观武帝纪编年未终，疑是未完残稿。卫宏云：‘迁作本纪，极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然止毁其副在京师者，故‘景纪’至后复出，‘武纪’指切尤甚，民间亦不敢藏。’不知何时复出，阙略失次若此。若云褚少孙作，则如‘三王’、‘外戚世家’，‘滑稽’、‘日者’、‘龟策’褚传，明明前列‘太史公曰’，而后附以‘褚先生曰’，盖补子长所未备，未尝以伪夺真也。少孙若作‘武纪’，何不历叙元封以还，讫于后元，续史公论赞后，如诸传例乎？知几之言。未可为信。
班马优劣，论者互有异同。大约右马而左班。张圃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创造。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
御史大夫商丘成击卫太子有功。坐于文帝庙醉歌，大不敬。自杀。
2月，武帝病重五柞宫。
乙丑，立弗陵为太子。霍光问后事，武帝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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