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问他：“如果你让我接替山德斯壮姆，是不是可以把人事交给其他人？”
行长瞪了我一眼。我马上神会，他不希望我放弃这一块。
10 月 9 日 ，沃尔芬森把分工方案递交到了执委会会议上，参加会议的除了我、哥德斯丁、曼菲拉，还有另一位高级副行长、国际 金融公司常务副总裁、德国籍的瓦伊科。方案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第21节：站到的最高位置(1)
哥德斯丁和曼菲拉均从各自的角度提出：“是不是晟曼的负担太重，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业务分工。”
沃尔芬森则表现得非常坚决。按世行的管理惯例，在重大人事分工上，行长素来有绝对的权威。
10 月 11 日 ，山德斯壮姆退休和我接任常务副行长的消息同时对外宣布。
由于美国是世行的首倡国和最大股权国，所以，必须由美国公民担任行长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作为非美国公民，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机构里站到了可能站到的最高位置。
第二天，全球主要的财经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中国人首次出任世行第二把手，他创造了两项记录：他是世行史上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同时是东亚人士第一次担任这个显赫的职务。”
朋友告诉我，中国国内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以最快的速度发出了这条新闻。
尽管，我的任命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过，银行里却没有多大的反应，在很多世行的人看来，“这是一个最不意外的任命”。
在过去的六年里，我从秘书长做起，一路掌管人事、信息、业务等多个部门，主持了多项艰难的内部改革，成为沃尔芬森复兴世行的追随者和操作者，在他们看来，此次被选为山德斯壮姆的接替者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占据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句话用在这里似乎还算恰当，世行约有 1 万名雇员）的职位。公平地说，我也为自己感到自豪，我又回想起加入世行管理层前夕，朱副总理给我的告诫：“你要先站住，再站高。”
我也还记得自己当时腼腆地回答：“我想我有能力站住，我不敢保证一定能站在最高，但我一定会为我们的国家努力的。”
现在，我真的站到了世行所能提供的最高的平台上。
即将离开华盛顿的山德斯壮姆也来向我祝贺。
我知道，在我的任命上他其实是一个不小的砝码，不过他从来没有向我表白。他婉拒了行长要为他举办一场告别会的请求。他将回到瑞典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那里是他的出生地，他在那里有一个能够发 2 万瓦电的小电站。在行前的中午，我们两人吃了一顿饭，没有太多热烈的场面，没有太多话语，也没有互赠礼品，好像沉浸在一种默契里。我们毕竟在一起密切地工作了近十年的时间，彼此太了解了。
我问他：“你似乎是一个不太容易信任人的人，但为什么会信任我这个中国人？”
他淡淡地说：“因为你知道自己的情况，你注重行动而不是喋喋不休。”
“另外，”他突然调皮地朝我一笑，“你也从来没有在行长面前说过我一句坏话。”
我不得不对这个瑞典长者另眼相看。他从大学毕业起就意气风发地走进了这幢 13 层高的大楼，然后竭尽上万个日日夜夜，把一生全部奉献给了服务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中。在最后的几年里，特别是新行长来后，因他占据高位，不时有人在背后风言风语，讲他的坏话或怪话。其实对这些他是知道的，也一直在观察。
我把他送进电梯，看他的面孔在眼前消失。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任劳任怨的好人，世界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
我突然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
当我的任命宣布之后，我专门与办公室的助理和秘书们开了一个会，告诫大家必须继续保持谦虚和为人服务的姿态，我不希望我的办公室，我们的团队因我职位的升迁而变得盛气凌人，高不可攀。此时，办公室一共 5 人，一个顾问，一个助理和三个秘书，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五年，互相理解，了解，信任，不需我多言。他们太能领会我的意图，又非常忠诚称职。
同时，我还宣布了我个人的三个原则：不见记者，少出头露面；不题词，不剪彩；出访不需要前呼后拥，接待待遇一切按世行标准办。
出任常务副行长，对我来说，与其说是荣耀，倒不如说是更多的责任。与之前的所有岗位相比，我现在要负领导责任的事情越来越多，但是直接管理的事情却越来越少。这意味着我又要适应一次新的挑战。我必须再次调整我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重点。有效地处理时间和人物之间的矛盾。既要实行有效的宏观掌控，又须防止不必要的微观干预。沃尔芬森是一个外交能力极强的领导者，也是一个有超人战略筹划能力的领袖人物。由于行长经常出差在外，我常需替他主持例行的执董会会议、副行长办公会议和高级经理业务会议。有时候，我还要代表行长出席高规格的国际会议，从 20 国集团行长会议到专门的国际援助会议。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意要保持每个月出访两三个国家的习惯。我不愿意让自己整天坐在一尘不染的华盛顿办公桌前，冥思苦想贫困与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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