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年会上，我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的气息迎面扑来。只是那时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还是一张新鲜的面孔，年会上也没有太多话题与之有关，但是改变在逐渐中，中国渐渐开始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 1981 年到 2005 年的二十四年间，我参加了二十四届世行年会--有幸成为这种转变的见证人，当然前后是以不同的身份出席的，我的这种幸运，也成为了世行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记录。
1982 年 11 月，我被委派到华盛顿世行总部，出任中国执行董事的技术助理。后来有人告诉我，给我这个机会的是葛复村司长，他对我评价是"年轻，内秀，好苗子"。
华盛顿， 18 街和 H 街的路口， 1818 号，一栋 13 层高、外表并不起眼的灰浅色楼，门口一个玻璃罩着的平台，拥挤地插满了 180 多个国家花花绿绿的国旗。
华盛顿的秋天并不太寒冷，树叶还没有落尽，天蓝得几乎看不到一朵云。我眯着眼睛站在街口打量着眼前这幢办公楼和进进出出匆忙的人流。很多年后，我仍然记得那时忐忑的心情，这是我第一次到一个国际组织中工作，尽管我的身份只是它的一个成员国执董的助理。我隐隐感到，我好像跟它有难解的因缘，我生活中一次次奇妙的际遇似乎都是为了更近地靠拢它。
我在技术助理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将近四年半，先后历经了三任执行董事。我的工作，是协助执董研究世界银行的政策，给国内有关领导提出参考意见，发现并发掘世行的可用价值，为中国改革开放服务，我的另一个任务，就是为执董起草发言稿。这是一份弹性很大的工作，既可以整天跟在执董的后面，有什么干什么，也可以自己琢磨着去干更多的事情。我知道幸运之神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我当然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多学一点，多做一点。那时侯，中国刚加入国际社会不久，对国际游戏规则和新的经济动态不太了解，世界银行每年都有很多新的贷款政策出台，如果对各种问题研究得深入一些，向国内反馈的多一些、及时一点，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援助和关注；反之，只好等着"天上掉馅饼"了。我记得在这段时间， 世行内部正在酝酿，建立一个为私人到发展中国家提供政治风险的担保机制。执董会在 1983 年到 1985 年期间，先后多次讨论，世行管理层也就此起草了各种方案。在中国执董办内， 我是负责跟踪和研究这项工作的，为了更加深入、仔细地研究各种方案对中国的利弊，我不仅认真阅读了所有相关文件，还专门查阅了与此有关的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给执董起草了分析报告和建议，由他提交回国内供决策层参考。
1985 年 9 月 15 日 ，世行执董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 MIGA （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的决定，中文翻译叫做"多边投资担保机构"。这是世行集团第五个附属机构。中国是最早加入 MIGA 的 29 个国家之一。
初到世行，我还不到 30 岁，精力充沛，为了多学点东西，我很愿意多做事。因为我的"勤快"，几任执董似乎都非常喜欢我这个小年青。一般来说，执董的助理都是两三年一换，而我则在助理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四年半。同时，我还利用这段时间，去华盛顿大学读完了公共管理硕士课程。
1981 年～ 1985 年，是世行与中国的"蜜月期"，双方关系发展迅速，互信不断加强，项目合作内容和领域日渐扩大，世行对中国的贷款从零逐渐增加到一年 15 亿美元左右。 80 年代中期，中国引进外资的渠道还不很宽，资金来源主要是世行、日本基金、欧洲一些友好国家的双边援助，加上一些跨国商业投资。在这中间，世行提供给中国的贷款占了相当的比重，中国从世行的贷款带有很强的改革示范效应。因此，中国政府对世行的重视程度也比较高；世行的行长级官员来华，国家领导人都要亲自接见。在华盛顿世行总部的中国执董办公室，我常常感受到来自国内的热切期望。
1987 年，我奉调回到了财政部。由于世行与中国业务发展很快，那时的累计贷款已超过 100 多亿美元，世行处也已升格为世行司。我被提拔到综合处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两年后，又升任副司长。记得当时的王丙乾部长找我谈话时说："你是财政部建国后最年轻的司级干部。"从那时候起，我有幸开始一次次地刷新各种"最年轻的"记录。
第6节：去世行任高职(1)
从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中国与世行的合作进入黄金时代，从项目来说，贷款领域覆盖农业、城建、环保、工业、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行业。从地区上看，全国大陆各省区除西藏外都有整个项目的投入。
1992 年 11 月，我再次被派到华盛顿，出任世行中国副执行董事。此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开始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从 1992 到 1994 年间，世行组建全球环保基金（ GEF ），我有幸作为中国代表参与了谈判的全过程。
经过战后四十多年的发展，世界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性日益突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落后的国家，为了获取近期利益，人们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森林被过度砍伐，大气和海洋污染日益严重。在德、法的倡议下，有关国家决心组建一个全新的环保基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中的全球环境污染问题，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在世界银行、联合国环保署（ UNEP ）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UNDP ）的牵头下，各国就相关事宜开展谈判，其协商的焦点是基金如何设立、如何执行。在审批权和否决权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分歧，会议不得不一次次地召开，会议地点也不断地变更，经过长达二年的谈判，最后的会议选择在日内瓦的万国宫召开。这次会议一直开到凌晨时分，会议各方终于达成协议。在二年的谈判过程中，我们与巴西、印度、哥伦比亚等国密切合作，跟美日等进行了一次次拉锯。在回国的一次汇报中，领导问我有何感触。我脱口而出："在国际事务中，我悟出两个道理，一个是财大才能气粗，国家一定要强盛；第二是有实力加上有道理，才能真正慑服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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