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天，我歇了。在号儿里，洗洗涮涮，看看书，补补觉，享受着一个人的“自由”，只等着下“出监”了。
下午点名时，只有我一个人蹲在狭长的号筒里，号筒尽头，也只有一个值班员坐门口望着外面，似乎不在意我的存在。
突然有种不着边际的孤独感袭来。这几天，一直在享受远离纷争和喧嚣的“自由”，这时才发现，原来“自由”是如此诡异的一个概念，四面逼仄的墙壁，可能使一个人发疯，而一只蜗牛或爬山虎，却可以在这里尽享一生的美满生活。我想到了小朴，如果他真不是在演自己的最后一场戏，那么监狱也许比外面更适宜他继续生存，就像一只蜗牛，天空再广阔，对它的意义却只是空虚，而对另一些人，却恰恰相反，外面的世界如此广阔，他们却时常感觉压抑、没有出路，那些有形的无形的墙，那些成文的不成文的法，在他们的周围筑起了重重的障碍，使他们的“自由”显得可怜可笑。
我想他们或许还不如我们清醒，至少我们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处境，而他们，却迷惘地在广大的世界里奔突着，不知道会在哪里碰壁，那些围墙是透明的，他们经常在不自知的前提下犯规，尴尬、困惑、被嘲笑、被鄙视、被遗弃甚至发疯。
我们知道自己的期限，而他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自己的最终目标，而他们往往踌躇于此生何为。
唯一相同的是，我们和他们，为达目的都不惜一切可行的手段，但我们做得更坚决，因为我们对一切的问题不能回避，只能咬牙面对，而他们还有选择逃避的空间——这是他们向我们唯一可以炫耀的地方。
我孤零零蹲在那里等着管教来点名记数，精神却一直沦落在玄想之中。我想起《史记》所载，说“文王拘而演周易”，那么，文王应该是不用到车间劳改的，他应该一直像我现在一样在玄想和推演。如果我天天被一个人孤单地关在这个号筒里，或许也会关出一个什么家来。
悠闲了几天后，直接从监教楼下了出监队，没来得及跟任何人再打招呼。
人来人往
出监队和入监队都归教育科管。
白主任刚给今年最后一拨分下来的新收开完会，就赶到出监队这边来。上楼的时候，我们正看见一群剃了光头的犯人溜墙蹲着呢。几个胆大的还仰起脸来冲我们笑，目光里充满羡慕：弟兄们该回家了？
“一代新人换旧人啊。”一个家伙在我身后感慨着。
和入监组的情形相似，检查完行李后，我们蹲在教育科的监区楼道里接受检阅。白主任在形象上毫无突破，还是拿个小本子，坐在一个小课桌后面。
和入监时不同的是，老白首先表示“欢迎”我们来到出监队，他从理论上判断，不论刑期长短，进了出监队，就说明大家的改造任务已经接近圆满完成，所以总要祝贺一下，他说看到我们能来到这里，感到真挚的欣慰。
教育科的“眼镜儿”插空说：“出监教育很重要，好好听白主任讲。”
白主任看一眼他说：“韩东林在最后一个月里，将协助政府负责出监队的管理，两个月以后，他也开放啦。”原来“眼镜”叫韩东林。韩东林幸福地笑着，把白主任面前的课桌摆得更端正了。
像老犯儿们介绍的那样，出监组的确没什么闲事儿，纪律要求也相对松散。虽说一天八小时的学习时间内不让乱串，可是从上到下，谁也不太在意这里的动静。犯人们松散而有节制，总体形势不算大好，却还可以将就。
出监组的犯人，基本放弃了招摇的想法，只有一个混日子回家的希望在支撑着，大方向都是追求稳当，所谓“平平安安回家去”。眼看着就要脱离苦海，很多人大概都想开了，什么也不想争了，得过且过，能忍就忍，偶尔跳出一个张扬的，当即就给封成“怪鸟”了。
“在出监队咋呼什么啊，有本事出去以后折腾。”这句话让我想起二龙教训疤瘌五时的态度：“在入监组咋呼什么啊，有本事下队折腾去！”
觉得好笑，然后不禁感慨。
说来道去
大组长韩东林没事儿就爱跟我一块儿聊聊，他看不上其他犯人，似乎那些人档次不够高吧。
听了韩东林有些居高临下的评价，我笑笑，不置可否。
韩东林看了看左右，嘱咐我：“你可得稳当点儿哦，遇事忍一忍，不就一个月吗？怎么不能过？”
“要有人让你把这一个月当十年过呢？”
“唉，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嘛。”我笑道：“躲哪儿去？躲到大墙外头算一站。你不找他他找你啊，都躲清净了他们跟谁耍威风？这里边没有回避矛盾的余地，出了事就得面对。”
韩东林有些诧异地说：“这些我倒常听说，不过，你这两年不是一路打过来的吧？”我又笑起来：“要那样，早打到刑场上去了。在劳改队里，不管通过什么手段，总要找到自己一个位置，所有人最后都得归位，虽说龙得盘着、虎得卧着，可这龙和虎他不会跟鱼虾猪狗的盘一堆儿、卧一块儿啊，到最后还得分出远近高低来不是？你们留教育科了，第一步就定位了，我们不行啊，到劳改队里还得重新抢地盘。”我望着改造时间比我还长的韩东林，突然觉得自己像个讨厌的老大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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