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们也拿大臭开玩笑，说你肯定是死刑了。
大臭进来前在饭馆抖大勺，他说他有特二级的厨子证。“其实我那水平也就二级，是我哥花钱给我买的特二，想让我多挣俩钱儿，后来一混，不是那么回事，手艺骗不了人，跟你们知识分子比不了，你们弄个假证就能涨工资，当官。”
大臭的脑子不是很灵便，甚至对自己的案子都有些稀里又糊涂，他说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一个人喝了一瓶白酒，迷迷瞪瞪正顺路往家溜达，同村一个跑出租的看见他了，就说捎他回家，后来不知怎么又把他撂道边了，他正一个人溜达，就来了一辆车，下来人把他拉上去，后来去了派出所，问他身上的血是怎么回事，他也记不清当时都说了什么了，最后在一本口供上按了手印，当天就送看守所了。以后清醒了，才知道自己杀了人，一家三口都给宰了，那家人他认识，以前还借给他50块钱呢，怎么把他们杀了呢？大臭想不起来了，警察告诉他，那天他口渴了，到那家要水喝，那家提出要他还钱，话不投机就打了起来，结果那家人输了。大臭一直没有恢复那段记忆，警察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丰子杰分析说其实真正的凶手是那个出租车司机，弄手段把大臭给套了。大家说还真有道理，话说到这里也就算了，没人给他细追究，自己的事还弄得头大呢，还有闲情管别人？
丰子杰的话让大臭郁闷了几天，然后就又无所谓了，大臭说这里关着也不错，吃喝不耽误，在外面还得穷挣命。对于生死，大臭好像感觉很麻木，说不出所以然来，活着浑浑噩噩，死又似乎很遥远很陌生，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概念。看到大臭，我不知为什么总想起武当来，武二哥对生命的强烈渴望和对死亡的强烈恐惧是相辅相成的，武当让我感觉很真实，而这里的死刑犯和准死刑犯们的状态，多少超出我的经验，让我不停地费解。
舒和跟我说：“这也不难理解，一个人犯得了多大的事，就会有多大的心理承受力，犯死罪的人，只要是主观故意的犯罪，从开始就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你说的那个武二，从来就没想要杀人，所以一看出了人命，当然要崩溃了。”
我一想，还真是这个理儿，比如施展吧，捕票上签的是“集资诈骗”，损失了几百万，我查过《刑法》，按这个罪，肯定是要判死刑了，可几次见面，他的状态都不错，看来是真的看开了，当死亡的命运成为必然，反而没有压力了——真是这样吗？我没有类似的体会。
东子走后俩礼拜，我们号儿又塞进个红脸汉子，叫潘正侯。潘正侯很风趣，虽然年过40，跟舒和我们几个倒聊得到一起去。打一进来，丰子杰就笑称潘正侯为“侯爷”，戏谑中也掺杂有几分敬重。
侯爷进来就没擦地，也没睡板下，因为侯爷的钱卡上有2000多余额，让丰子杰先高看了，一扫听，原来侯爷在外面包大篷，就是有个私人大田园，搞菜篮子工程的，农民老大哥里面的大户啊。最关键的，因为侯爷是杀贪官进来的，而且一气杀了6个，丰子杰就喊他“爷”了，表示强烈敬重。
侯爷一来，就表现得很大量，挥金散玉，乐善好施，大家都喜欢，所以侯爷说话随便些，丰子杰也宁愿担待。关键是人家侯爷嘴上有个把门的，号里的事不掺和意见，不讨人嫌。万家灯火时，惟独海大爷是个例外，侯爷只给了他半天好脸，大爷长大爷短地，一打听，敢情是一贪官，立马就没了好脸儿，背后喊开“老逼”了。
潘正侯对我的案子很高看，说做人嘛，就得义气在先，梁山一百单八将，抄起哪个来不是响当当的，见着朋友就得两肋插刀啊，佩服！
潘正侯说你们这样的，落在这里算窝住了，满腹经纶不得施展啊，要放外边，还不老鹰似的满天随你们扑腾？
侯爷用遗憾的口气表达出的赞美很中听，尤其是他那股发自肺腑的腔调，更让人舒服，一下子真要觉得自己仿佛就是被困笼中的老鹰了。压抑得高傲。
现在号里共塞了25个人，活动空间显得局促不堪，人的精神也不觉都狭隘窘迫起来。我已经被关了半年多，案子还没有半点动静，心里窝着火，又得不到释放，隔一段时间，嘴唇就起一次泡。
我甚至经常有一种恐惧，怀疑我已经被彻底遗忘了——天啊，不会把我在这里关一辈子吧。
天气渐热起来，号笼子里的气温很高，如果可能，真恨不得把舌头吐出来，狗似的哈哈气儿。几乎每天下午，整个号筒的铁拍子门就都打开了，混得好的押犯，都坐在紧靠栅栏的地上，把号筒里流动的空气霸占了。其他人只有穿着大裤衩，半死不活地在铺板上坐着，前后分成三排，不时地抱怨着，好像就可以消解几分暑气似的。
每天下午，劳动号的都抬来两个大箱子，在号筒里吆喝：“冰棍——各号统计一下啊！”或者是抬来冰袋，还有水果西瓜生食蔬菜什么的，品种比较丰富，基本上能和外面的社会接轨。
丰子杰早安排小不点“盯档儿”，小不点拿个破圆珠笔喊：“嘿嘿！都谁要？”
这时候，账上有钱的都精神焕发了一下，纷纷报数。
冰棍是每天有，很硬的那种棒棒，糖精味的，不过，凉还是肯定凉的。有时候是一块钱一包的冰袋，我们买来，都先在身上乱蹭乱贴，不化成水，都不舍得开袋喝，怕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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