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又有什么事情促使慈禧必须要赶十五公里的路程回西苑呢？这种威胁来自于哪里呢？
五
这是因为慈禧获悉在八月初五日，光绪帝要在勤政殿接见来北京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他作为明治天皇的顾问，直接参与和指导了明治维新，颇有变法的经验。康有为对伊藤非常崇拜。变法期间，康有为曾经设想"楚才晋用"，也就是聘用那些富有政治经验的外国政治家，作为顾问，参与变法。康有为在建议开设懋勤殿的时候，就曾经流露过这一设想。
"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共议政治制度。"（《戊戌政变记》）
其中，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就是康有为的设想。如果将这些专家落实到具体人身上，那么东国的政治专家就应有日本的伊藤博文在内。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伊以"个人游历"的身份坐船抵达天津。七月二十九日，伊来到了北京，随后康有为前往日本使馆拜见伊藤，希望伊藤能够留在中国，帮助挽救变法危局。
可这样一件事情，却成为舆论的焦点，很多传言不胫而走。其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光绪帝将留伊藤博文在京为变法的顾问，优以礼貌，厚其廪"。
这种议论是不是应归属于没有根据的谣言呢？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这种议论与推测有其可能性。
有两件事情特别说明问题。
其中一件事情是，在八月三日，候选郎中陈时政向光绪帝呈折，主张援引伊藤博文做顾问。
"顷闻伊藤罢相来游中土，已至京师，将蒙召见，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条陈时务便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另一件事情为，光绪帝决定在八月初五日召见伊藤博文，并安排负责接待的张荫桓事先拟订"问答节略"。在变法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皇帝要召见来自日本的在野政治家，其决定的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含义。
此事对于慈禧来说是一件关乎她能否继续掌握皇权的大事。慈禧感觉到如果一任光绪帝将伊藤博文留下做变法的顾问，那么将会形成自己难以控制的局面。
首先，慈禧深感自己的权力已处于危局。
在变法初期，慈禧同意光绪帝可以实施变法的前提是：不违背祖宗之法；无损满族权势。也就是变法不能触及现行的制度模式--君主专制的政治模式。可是，无论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无一不是在名义上保留王权或皇权的基础上，实施资产阶级改良。将皇权置于一种象征意义的位置，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是断断不能接受的。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未经请示即将六个礼部堂官全部罢免，慈禧已将它视为越权；既而，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建议开设懋勤殿，又令慈禧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深处危局。而此次伊藤来华已经使慈禧对于变法产生了恐惧，一旦伊藤留在北京参与变法，不仅自己将会失去对于皇权的控制，而且自己也将丧失对于未来变局的驾驭能力。
其次，在舆论呼吁下慈禧有了训政的借口。
伊藤博文访华在受到维新派欢迎的同时，也引发了守旧派的恐慌，御史杨崇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八月三日，他向慈禧呈递了一份密折，重点陈述了对伊藤博文访华的后顾之忧。
第91节："母子"反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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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折中，杨指控维新派"蛊惑人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杨预言道"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他竭力呼吁慈禧"即日训政"（《大同学会蛊惑士心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戊戌变法资料》）。杨的密折对于伊藤访华后果的分析，慈禧已经十分明确，慈禧需要的是对光绪帝发难的机会，而杨呼吁慈禧再次训政的密折，使慈禧断然做出了要改变一切的决定。正如时人所分析的那样：
"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清廷戊戌朝变记》）
验之于以后的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光绪帝对于慈禧即将对变法进行清算的结果已经有所预料。
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在开设懋勤殿的问题上与慈禧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以后，他预感到如果将变法继续推行下去，后果难测。于是光绪帝萌生了让康有为迅速离京，徐图未来大计的念头。随后发生的两件事情非常说明问题。
第一件是，光绪帝明发上谕，令康有为迅速离京。
八月初二日，公开颁谕，以督办官报为由，令康有为迅速离京。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法治。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德宗实录》）。
在明发上谕中，光绪帝在向朝野上下传递着几个信息：
(1)令康有为督办官报是既定的方针，非一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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