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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佩琪正说永乐大帝朱棣_毛佩琪【完结】(116)

  

  这时朱棣本人也感到北征没有什么希望了。五月甲申,大军在开平,朱棣召杨荣、金幼孜至幄中,谕之曰:“朕昨夜三鼓梦有若世所书之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岂天属意此寇部属乎?” 朱棣简直以为是有上帝在暗中保护鞑靼人。今人黄云眉先生说:“假梦神人告语,知成祖鉴王师四出之徒劳,犁庭之愿于是乎弛矣。” 甚是。

  

  这年六月甲子,朱棣死在班师途中的榆木川。“五出漠北”就这样结束了。

  

  朱棣好大喜功,欲效古名王标榜于后世,第一次出塞尚未遇敌,就忙于勒石刻铭以夸示天下。玄石坡铭曰:“维日月明,维天地寿,元石勒铭,与之悠久。”擒胡山勒铭曰:“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广武镇勒铭曰:“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气势何等雄壮!但是,朱棣殚尽毕生精力,其志竟未得伸。王世贞感叹朱棣北征是“远慕雄略而近遗庙算”。说他“披坚驰轻,冒犯霜露,以媒叵测。北望而抱遗弓之痛,至今犹若新矣” 。真是千古遗恨。朱棣麾数十万大军,竭全天下之人力,频年出师,“竟不能贻数年之安” 。朱棣远远没能解决蒙古问题。不仅在永乐以后明朝仍然受到鞑靼、瓦剌的骚扰,就是在永乐时期,这种骚扰也未能完全解除。

  

  史称朱棣“善战”,实也有可议之处。第一,朱棣为燕王时,曾与秦王、晋王同时出塞,其时燕王虽有功,但秦、晋二王亦非败北,而是未遇敌。只是在秦、晋二王死后,燕王始得脱颖而出。第二,《明太祖实录》经过永乐朝两度重修,其用意之一便是贬抑诸王而抬高朱棣,凡记燕王之事多夸饰之词。而野史如《吾学编》、方志如《雍大记》,则皆言秦王“严毅英武”,晋王“聪明英锐”,于其事功亦有记述 。第三,靖难之役时,朝廷元戎宿将早被朱元璋收拾干净,朱棣久驻塞上,拥有重兵,又有长期的统兵经验,而三年所得唯北平三府,其间围济南久不下,东昌之役、白沟河之役几溃不成军,后以中官为内奸武臣多临阵叛降才轻易取胜 。第四,朱棣即位后,数次麾师出塞,既不顾远离根据地,又不考虑馈运之艰难,而每出师又对敌情茫然不知,进入敌境才想起侦察。永乐二十二年出塞,“获虏谍者”,方知“虏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以遁,及冬大雪丈余,孳畜多死,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遁往答兰纳木儿河,趋荒漠以避” 。决策既不高明,指挥亦欠周详。第五,朱棣刚愎自用,左右唯承命而已,“诸元侯锐士,徒知凛畏”,谋议畜朒 。朱棣又不愿诸将分其功,宿将何福从征,仅以“数违节度”,遭嫌自经 。“功冠交南”的张辅,被朱棣“亟借而北”,出塞从征,但仅令其“俾之督运”而不预军政 。因而,难说朱棣是位好的军事统帅。相反,朱棣所征之敌又具有许多优势:“驰突,北虏之所便宜。沙漠,斥堠之所不及。”内地军士“夏往有暑渴之虞,冬进有寒仆之患,樵苏称后,或虞于粮,逻堠暂弛,每至于失道”。因而,“今以数万之众,逡巡于泻卤不毛之地,始则求战之无期,终则入塞之途远。隐柳伏荻,戒心日警,鸣笳锉镝,车变不常。而欲以有限之食,垂竭之力,群既困之敌,为尽歼之举乎?” 蒙人逐水草而居,能战而战,不战则走,成败之数,早已决定了。

  

  以朱棣的胸怀,是要做全天下之主的。他的征交阯、下西洋、出西域等等,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唯独北征蒙古,为之留下了终生遗憾。垒土九仞,功亏一篑。每读史至此,常为惜之。朱棣惮毕生精力解决蒙古问题。鞑靼的阿鲁台、瓦剌的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尽管乍臣乍叛,但还是接受了明朝的封号,号称蒙古可汗的,不论是鬼力赤,也不论是本雅失里、答里巴却一直与明廷处于对抗姿态。扎奇斯钦的文章已经指出这一点。 既然是这样,不管御用文人怎样吹嘘朱棣北征“廓清妖氛”,“几无孑遗”,朱棣都十分清楚蒙古的不臣之心。什么和宁王、顺宁王,名义虽好听,实际并不可靠。永乐二十年,朱棣北征经过李陵城,发现了一通元朝留下的李陵台驿令谢某德政碑。碑阴刻有达鲁花赤等名氏。朱棣深以此为虑。他说:“碑有蒙古名,异日且以为己地,启争端。”命随行的侍读王英往击碎之。 这说明朱棣完全清楚蒙古人并未诚心臣服,而且,对其将来能否臣服也心中无数。他似乎已预感到蒙古将会成为子孙之患。

  

  永乐北征对蒙汉双方的破坏是巨大的,它使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无法正常进行。数十万大军深入漠北,势必使其老幼男妇无不投入战争。明军每入其境,不但 “斩其名王”,而且“虏其男妇”。如前所举,永乐八年北征,明军至长秀川,鞑靼“弃辎重牛羊杂畜满山谷及河之两旁,连延百余里”,“辎重弥望”,“弃牛羊狗马满山谷”,明军则“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又如永乐二十二年北征,鞑靼“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以遁。及冬大雪丈余,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趋荒漠以避”。北征给蒙古地区经济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

  

  北征给明朝造成的最大问题是“财力大窘” 。第一次北征时,就遇到粮饷不足。清远侯王友率军运饷不至,“军士乏食,多饿死者” ,朱棣不得不“久素食”,“命以所获牛羊悉分诸将给军食”,甚至“供具减半” 。第五次北征,“士卒饥冻,馈运不济,死亡十二三”,杨荣“请以供御之余给军,而令军中有余者得相贷,入塞官为倍偿” ,才勉强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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