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学心法》看，朱棣所标榜的儒家政治思想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敬天法祖
天，天命的观念，自产生以来，便与政治密不可分，被统治者利用来作为加强自身权威的工具。以后历代，天命观虽迭经发展变化，但仍不脱君权神授的圈子。他们对天既敬且畏，唯恐天命不佑，同时又借天命畏人。作为最高统治者，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西周以来天命观中的许多内容。
由于时代的限制，朱棣不可能摆脱对天的神秘观念。苍天高高在上，无言无视，而又无时不监，无时不保，世间万事万物无法逃遁，除将其神化，是无法做出其他解释的。朱棣承袭了天人感通之说，其感通之处，在于人的“敬”与“不敬”。敬则受天命之眷佑，否则遭天命之遗弃。因而朱棣说：“吉凶晦否。匪降习天，实自由于人。”何者为敬？“法天之行，体天之德”，按“天道”行事，则为敬。又何者为道？“天道不言，四时行而万物生”，“天道至诚无息”，“天道至公无私”。因此，要以自然无为治国，要以教化服天下，要以“至诚无息”、“至公无私”安天下。如此，则“上天眷顾，四海安”。如果“所行差忒”，便会造成“天命去之，人心违之”的局面，要想延长须臾的统治，也是不可能的。
朱棣说的“人”有两层意思。前者“实自由于人”，这人主要指人间的统治者，即人君。这个“人”必须按照天道行事，才可能成为享受天命眷佑的圣人，不然就不会受到上天眷佑。后者“人心违之”这个人，是指被人君统治的众人。这个“人”是天下安与不安的根本。虽云“天命违之，人心去之”，实则是“人心违之”从而“天命去之”。君主按至公无私的天道行事，则人心顺畅服从，天命便会眷佑，如行事并非至公无私，不合于“天道”，人心便会违逆甚至反抗，天命也会遗之而去了。
这里所说的天命，不是几近于人心吗？朱棣虽不能摆脱天命说的迷信成分，不能摆脱天人感应的谬误，但他能把人君的治国之道、民众之心的顺逆从违视为天下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无疑应当给予正面的评价。
但是朱棣也希望借先哲的话将君主神化，以加强自身的权威。他声称：“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也。心在则天在矣。”然而这一天命说包含着明显的逻辑上的矛盾。既然“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既然天道是至公无私的，人君之心也只能是至公无私的而不是别的，从而也不存在什么奉不奉天道了。反之，如果人君之心可能至公，也可能不公，那么，在其不公之时便与天不合，“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的说法便不正确。这个矛盾是致命的。每个君主在宣称他与天同心、代表天命时都无法逃过这个矛盾，因而也便很容易识破君心即天心的欺骗性。
历代皇朝盛衰的事实教训了统治者，他们不能不承认天命并非始终眷佑一切君王的，因而他们必须对此有所警戒，必须谨慎行事。永乐二年八月丙申，朱棣在与侍臣讨论元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时，就表述了这种认识。他说：
天运虽有前定之数，然周家后来历数过之，盖周之先德积累甚厚，其后嗣又不至有桀纣之恶，使夏殷之后不遇桀纣，未遽亡。若顺帝不恤军民，不理国政而荒淫无度，安得不亡！故国之废兴，必在德，不专在数也。
因而，人君不仅要敬天，而且畏天。敬天、畏天，实际是要对君主的行动有所约束。首先，天是不可欺的：“下民细微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 其二，天是唯一可以约束人君的：“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去乱亡无几矣。” 其三，人君知畏天，则可以常存警戒、谨慎施政；“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当，黜陟必明，赏罚必行。”
总之，朱棣希望自己和他的继承者成为圣明之主，顺天无私，至公博爱，畏天慎行，以求至治。
祖先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历来与敬天、顺天并行不悖。在中国人看来，今人所享有的一切都是祖先所赐，甚至天命的眷顾，也与祖先之积德有莫大关系。作为富有四海的帝王之家，更对创业垂统的祖先充满无限的崇拜。他们坚信，既然其祖先可以创业，那么，谨守祖先之法也必然可以守业。一切改变祖法、违背祖制的做法都是危险的。因而恪守祖制，在《圣学心法》中便成了重要内容。他说：
祖宗之法，所以为后世也。当敬之、守之，不可以忽，继世之君，谨守祖法，则世祚延长。衰世之主，败其祖法，则身亡国削。
我们之所以说法祖与法天、敬天并行不悖、主旨是一致的，还因为他们总是把先王看做是法天的楷模。天德、天道究竟是什么样的？难以说清。而先王的言行典则，则是可视可听可得而循的明确榜样。只有做得像其祖先一模一样，才可受天命眷佑于久远。
天之可敬，在于它可以眷佑下民；天之可畏，在于它可以抛弃下民，甚至降罚以行天谴。天命是如此无常！人君无不担心他们可能被抛弃的命运。君主们面临万民，如履薄冰，如蹈水火，他们警惕着随时可能来到的灭顶之灾。为了避免被抛弃的命运，历代君主和政治家提出了不少君主临民要谨其好恶、束其言行、勤其朝政的主张。朱棣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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