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干弱枝，遏乱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兢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
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於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为太过者也。昔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向使文帝听从谊言则必无七国之祸。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屏，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於此。
叶伯巨同样在总结历史的经验，但他得出的结论却与朱元璋完全相反。他以汉晋两代的事例详尽地解剖这一问题。汉朝初年，高祖刘邦鉴于秦室孤立无援，仍行分封制，后来又规定“非刘不王” ，以确保刘氏江山。但天下诸藩日臻强大，专恣自为，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贾谊向汉文帝建议众建诸侯，以削弱诸侯的势力，没被采纳 。景帝时吴楚七国更加骄横，势在必反，晁错再建削藩之议，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于是相继削赵王、胶西王、楚王之地，吴王乃与六王相约而反。待七国次第平定，朝廷将地方用人之权，收归中央。其后诸王的权力虽然削减，但其封地仍然很大。武帝又用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命令亲王在自己封地内分封众子弟为侯，从而将诸王的领地块块分割，避削地之名而行弱藩之政，使分封制有名无实 。从此地方权力全归朝廷控制，汉室得到安宁。一百五十年以后，东晋武帝再次重蹈汉初覆辙，企图众建亲王以羽翼王室。他分封子弟二十余人为王，并给以兵权，大国小国兵力从五千人到一千五百人不等。武帝死后，汝南王、楚王、赵王、齐王、长沙王、成都王、河间王、东海王八王相继为乱，自惠帝元康元年(291年)到光熙元年(306年)绵亘十六年之久。国势陵夷，地方大乱，遂至匈奴刘氏举兵南下攻破洛阳，怀帝被俘 。
叶伯巨担心明朝再走历史的老路，因尾大不掉而致乱，他建议在诸王还没就国时便“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以强干弱技，并且限制诸王的地盘，也用来封建诸王的子孙，以分散诸王的力量。其策略与贾谊、主父偃如出一辙，其拳拳忠心可嘉，其切切之议可行，也算得个“忠且仁者”吧？然而天心难测，朱元璋早忘了自己说过的“惟冀臣民，许言朕过”的话，竟固执己见，想要在并不通行的老路上再做一番尝试。他读到叶伯巨的奏疏，异常愤怒，大呼：“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他爱诸皇子太深了，因而便过分相信他们之间的骨肉之情，他忌异姓功臣也太深了，因而便认为除依靠骨肉之情外别无它途。大明江山，皇图永固，骨肉岂容离间！叶伯巨的一番话搅得他心绪不宁，他一定要亲手射杀叶伯巨，才能解心头之恨。仿佛叶伯巨一死，朱姓江山便会从此太平无事。叶伯巨被捉拿到了京师，但中书省的官员们都不忍他马上遭到亟刑，也许他们和叶伯巨对形势有着同样的见解，也许只不过是出于有限的同情心罢了。中书省等朱元璋怒气稍稍下去，向他奏请对叶伯巨的处置。结果叶伯巨被送入刑部的大狱，一直关死 。总算比枭首凌迟好得多了。
四、凤阳行
皇帝不能总是把亲王放在脚下，就好比大鸟之于雏鸟，一旦雏鸟羽翼长成便鼓励他们试飞，以便有朝一日能够腾空凌云。朱元璋对此更为急切。朱元璋自己从临濠的贫苦农民、游方僧成了一代帝王，他曾希望诸王也体验一下自己的经历，因而常常让他们回乡。洪武九年二月，朱元璋命令他们去凤阳看看祖宗的肇基之地，让他们再次领略江山得来的不易。这行人由皇太子带领，在出发前一同去祭奠了开国功臣 。对于父皇创业的事迹，朱棣早已了如指掌了。但这次祭奠仍然使他振奋。他好像跟着父皇，伴着各位老将功臣走向烽火连天的战场。这祭奠和即将开始的中都之行一样，是在掀动下一场戏剧的帷幕。帷幕一开，他们就要正式登上舞台了。朱棣感到浑身孕育着一股即将爆发的力量。
去年十月，朱元璋曾让皇太子、秦王、晋王、楚王和靖江王一起出游中都。说是为了练习武事，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让燕王、周王参加，那次跟随太子和诸王到中都的有东宫官 和各王府官，太子赞善大夫宋濂，秦府长史林温，晋府长史朱右，楚府长史朱廉，靖江王长史赵埙等。他们离开南京后，朱元璋还将临时找到的一卷《濠梁古迹》派人追送给他们。朱元璋在书外面特意题了字，让宋濂按图询访，随时为太子和诸王讲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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