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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佩琪正说永乐大帝朱棣_毛佩琪【完结】(97)

  

  吴允诚和金忠是鞑官中的突出例子。

  

  吴允诚原名把都帖木儿。是鞑靼平章,于永乐三年七月自塔滩率部属五千余人、驼马三万余匹诣甘肃归附。总兵官左都督宋晟留其家属于甘肃,遣人送到京师。为了表示对归附少数民族人员的宠异,朱棣往往要赐以姓名 。朱棣赐把都帖木儿名吴允诚,授右军都督佥事,赐赉甚厚,令其仍率部属居凉州,谕兵部榜谕缘边将士毋有侵扰,并给牛羊孳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都指挥牛十四,羊七十;指挥牛十二,羊六十;千百户卫所镇抚牛十,羊五十;其随来军民每户牛六羊二十,家属给衣鞋布钞有差。朱棣命宋晟加意抚绥,俟吴允诚等居住既定,选其中壮勇或二百三百五百,参以官军三倍,于塞外巡逻,侦察。“非但耀威,亦以招徕来附者” 。朱棣厚待吴允诚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吴允诚受朝廷厚恩,因而对明朝颇为忠诚。永乐六年二月,吴允诚领军队从征卜哈思之地,以“捕虏”功升右都督。九年四月升左都督,与中官王安追“叛虏”火脱赤至把力河,获“虏”人口马驼牛羊而回。十年正月封恭顺伯。十二年从征沙漠 。永乐八年吴允诚从征沙漠,其时,凉州鞑官千户虎保等叛,并协允诚所部同叛。允诚妻与其子管者及所部都指挥保住卜颜不花等不从,遂率众擒获叛者。朱棣赐敕褒奖说:“以妇人而秉丈夫之节,忠以报国,智以脱患。”陛其子管者,并厚赍赏之 。永乐十五年吴允诚卒。其子孙亦多有功,封侯伯,赐美谥 。吴允诚归附之后“降附者益众”,“边境日安,由允诚始” 。永乐七年七月乙未,鞑靼丞相咎卜王亦儿忽秃典住哥及平章都连脱儿赤及司徒、国公、同佥等“各率所部来归”,其众“三万”,“牛羊驼马十余万” 。这说明朱棣对鞑靼的抚绥政策很成功。

  

  金忠,原名也先土干,因在漠北受忌于阿鲁台,于永乐二十一年朱棣北征途中归附。朱棣说:“鸟兽穷则依人,黠虏亦然。彼既来归,我须之以恩。”“宜厚意抚绥其家及部属。其资财孳畜一毫勿有侵损,庶不孤远人来归之心。”又对也先土干说:“尔以诚心归朕,朕以诚心待尔。君臣相与,同享太平之福于悠久。”然而,当时也先土干的归附,并非尽为“慕义”,不过是想借用明朝的力量对阿鲁台进行报复。朱棣北征不见敌人踪迹,得也先土干如获至宝,大加宠异,超乎常格。他对也先土干说:“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吾赤子,岂有彼此?”于是,赐也先土干名金忠,封忠勇王,与铁券金印,玉带绮衣金币,时时侍从。赐宴时,坐于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羞悉辍以赐之”。行军时“上乘马,金忠一骑后随”。金忠部下的官属,都被授为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在朱棣的感召下,也先土干等皆叩头呼“万岁”,且曰:“大明皇帝真吾主也。”

  

  优待鞑官,甚至对其归而复叛亦不甚罪之。如永乐八年十一月,凉州鞑官千户虎保亦令真巴等叛,朱棣“以其惑于流言,非其本心,挈家远遁,遣指挥哈剌那海等赍敕往宥其罪,使皆复业。在感召之下,虎保亦令真巴等率妻子万二千余来归罪,“上悉赦之” 。九年九月,甘肃“土鞑”官军叛而复归。朱棣说:“土鞑官军比因人言鼓惑,惊惧逃叛,盖非得已。今既复回,罪亦可恕,亦善加抚绥。待之如前。” 可以说是来去自由,至为宽大了。

  

  但是,由于鞑靼、瓦剌对中原时有侵扰,明廷也对鞑靼、瓦剌时有征伐,因此,作为封建统治者,不管朱元璋还是朱棣,对其归附者不得不有所戒备。

  

  朱元璋说:“吾虑其难处,或昼遇敌,或夜遇盗,将变生不测,非我之利。盖此辈初绌于势力,未必尽得其心,不如遣之使来,处我宦属之间,日相亲近,然后用之,方可无患。”

  

  永乐二年冬十月庚午,朱棣对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说:“鞑靼率多来归者,虑有诈谋。古云受降如受敌。其悉调山西都司、行都司,并太原三护卫骑士赴大同操备。” 永乐三年八月癸未,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曰:“比闻鞑官伯克帖木儿率众来归,可遣人慰抚,导之入境,然须密察其意。若有诈谋,易为制驭。语云,受降如受敌,不可不慎。” 永乐十年五月己丑,敕镇守兴和都指挥王唤等曰:“今指挥岳山自虏中还言,鞑贼有为阿鲁台划计者,欲缘边副掠,宜谨守城池。或有以进马以归附来者,须详查其实,勿遽纳之。”

  

  对于鞑官则不授以重权。丘浚说:“仰惟我祖宗朝,凡诸归正而建功者,往往赐之以封爵,膺之以显任。惟于五府诸卫之长诸边总戍之任,则有此限制,而不得以专。盖有合于唐人不用番将为正将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驭之意。” 王世贞说:“祖宗时番将有功,虽累封至侯伯,不得五府都司卫所印及总兵镇守,或入奉朝请,或于各镇住牧。惟有征行,则遴所部精骑以从,或别将则副大帅耳。” 朱棣对鞑靼、瓦剌人的优厚礼遇,是建立在他们承认明朝的宗主权、臣服于明皇朝这一基础之上的。既然这样,他们受到的待遇,就不可能完全与汉人平等。

  

  一些大臣也担心在辇毂近甸安置大批的鞑靼人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要求朝廷给予限制。自洪武时期起,为了消除元朝的影响。促进蒙古族人和汉人的同化,明朝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以使蒙古人忘掉自己的民族传统,做明朝驯服的臣民。洪武元年禁胡语胡姓 ;洪武四年禁胡礼 ;洪武五年再申民间妇女服饰之制 ;同年,又令蒙古色目人不许与本类嫁娶,违者治罪 。朱棣即位后,继承了这一政策。无疑这种强制性的同化措施,是包含着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歧视的。这与前述的对鞑官的不尽信任,是不利于对他们的怀柔和争取的。致使有的鞑官与明朝貌合神离,“犷悍如故” ,一遇变故“甚至乃有为虏乡导者” ,“有因事欲北徙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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