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了几个月，我发现许小曼把我想错了。她觉得自己的愿望对我来说都是圣旨，因为她是许小曼，我只是池大为。我压抑了自己去迎合她，反抗冲动却越来越强烈。有些事情，我心中明白要怎么做才会让她高兴，可事到临头心里就别扭着，怎么也做不出来。她的目标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上等人，有上流社会的风度和情感方式。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也没有力量把平民意识灌输到她大脑中去。我不能永无止尽地扭曲自己，哪怕是为了许小曼也不行。父亲的血流淌在我的血管之中，形成了既定的体验方式。遗传密码作为一种神秘的信号，其选择方向是那样固执，它无可更改地决定了我。
应该让许小曼知道真实的我，我池大为虽然穷，虽然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许小曼要带我去交结一些“有层次的”朋友，我陪她去了几次，觉得格格不入。那些人的优越感，我感到非常可笑，他们却十分认真。特别有一次许小曼向别人介绍说，我父亲是省城著名的中医，医学院的教授。我别扭得不行，也只好点点头。事后我生气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这么说过!”她说：“那些人都是很讲究的，如果连教授都不是，他们会有想法。”我说：“管他怎么想呢，他算老几?”她说：“你怕什么，他们又不会去调查。你也理解理解我。”也许，我是得理解理解她，她按照自己的观念与人交往，她爱面子。可她说顺了口，对谁也这么说，我生气也没有用，她不在意，说：“大为你别太认真，也让我对朋友有个交待。”我说：“你这是把我放在火上烤，我站在那里都想钻地缝了。”两人争了一会，我还是退下来了。她是许小曼，我不能跟她生气，我只能憋着自己。
渐渐地我对许小曼的感觉有些变了，我相信她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危险的征兆，我必须悬崖勒马。可我扭着自己扭得了一时还扭得了一世吗?我在她面前太被动了，我原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扭转局面，可这奋斗一时半会也无法见效。我想，女人是给人爱怜的，没有那点怜惜，那爱就没有根底，就像女人涂胭脂不打底粉，托不住。
我决心对许小曼的任性进行抵抗。如果连我都认为自己是欠了她的而放弃了自我立场，那以后还有个完？这天她要我陪她去人艺看话剧《明月初照人》，我说要做实验，已经安排好了。她再三要求我都没松口，这使她大感意外，争执之间她说：“你今天不去就是对我没有心，那有什么意思？”我还陪了笑脸解释，她打断说：“到底去不去？一二三。”我咬了牙说：“不去。”她说：“你好好想一想，仔细想一想。”我不加思索说：“想好了。”她说：“你爱我还是没有爱到骨头里面去。”又说：“我总找得到一个人陪我去吧。”扭头就走。事后我希望她来找我，她没有来。我犹豫着是不是该去找她，向她认错。可这么一认错，我一辈子就错到底了。在极度的痛苦中，在那么多辗转反侧之夜，我意识到许小曼并不是属于自己的，也许她现在也从浪漫而伟大的牺牲激情中省悟过来。毕竟，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是异质的血。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汪贵发等人模糊而明确地说着刻毒的话，我都装着听不懂，忍了，忍了。父亲当年不也是这么忍过来的?我还是感到了一点轻松，一点安慰，平民也可以坚守那种心灵的高贵。
毕业后许小曼去了卫生部，我把铺盖一卷搬到研究生楼，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
那三年我在研读古代医典的同时，把很多文化名人的书也找来看了。在阅读中我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些大人物，从屈原到曹雪芹，没有几个不是命运凄凉一生潦倒的。我特别把那本素描上的人的生平都找来看了，真的为他们感到委屈。好些夜里我把那本素描重新翻开，在久久的凝视中理解了那些人物，也理解了父亲把心灵的原则当作绝对命令，要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可这才是真正的人啊。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这期间许小曼来过一次，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了。她反复对我说一定要写入党申请书，我就写了，很顺利地入了党。这天系里的人事干事找了我去，问我愿不愿留校？我说愿意，我心里早作了这种准备，在药理学专业的四个研究生中，我发表的论文是最多的。过了几天他碰见我，把我拉到路边说：“有人看上你了。”对方是系里姜教授的女儿，我见到过一次，挺不错的。我心里觉得可以试试，又不好意思就表态。他见我迟疑着，又说：“这件事对你各方面都有帮助。”我以为他说学术上，说：“我又不是那个专业的。”他说：“学术是一方面，还有个人发展，在北京发展啊。”我知道姜教授说话的份量，我的导师那么神气，也要让他几分。可把这件事跟留校联系起来，我很难接受，那样我不成了投机分子？我说：“让我想想。”他很感意外，说：“尽快给我一个答复。”又暧昧地说：“毕业的安排也就在这几天了。”
回到宿舍我想来想去，决定了即使要跟那姑娘试一试感觉如何，也得等毕业了再说。还没开始就欠下一个人情，那怎么行？我没去找人事干事。他遇了我，询问地望我一眼，我模糊地笑一笑，他就再没表情了。半个月后，消息传出来，留下来的是我的一个同学。我感到委屈，可跟谁去说，又怎么说？我体会到哑巴吃黄莲的滋味。原则千条万条，利害关系是第一条。实质性问题，都是在这种微妙之处决定的。我的导师问我愿不愿去药检局，我说：“我回省里去。”在北京呆了八年，还是呆出了感情。我安慰自己说：“北京有什么好？最大的好处就是难得进来。”又想着自己如果玩点小聪明，先应了人事干事，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岂不就没了这场委屈?可如果那样，我池大为还是池大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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