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瞒住任何时候都比我明白的妈，只有照实对她说：“不手术也没什么关系，顶多就是失明，我再请一个阿姨专门服侍您。我也可以充当您的眼睛。虽然大夫说在脑手术里这是最简单的手术，只相当于普通外科手术里的切除盲肠，但您的年纪毕竟大了，何必冒这个险呢？”
妈说：“别、别、别，我一定要手术。我可不愿意那么活着。你不签字，我自己签去。”
我说：“您签字不管事。”
妈说：“好孩子，你就听妈这一次话吧。”
妈要这样说我就没辙了。
我一辈子都没听过妈的话，尔后的事实证明，都是我错了。
前不久我还就一生的婚嫁哭着对妈说：“妈，我从没有听过您的话，现在证明，都是我错了。”
妈辛酸地劝慰我：“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嘛！”
这次该不该听？
既然每一次分歧的结果，都证明不听她的话是我的错，这次就应该听她的活。
可要是这一次偏偏就听错了怎么办，
也许我还是应该坚持不听她的话？
万一又是我错了怎么办？
这真像押宝，不论押在哪一点都险象四伏。
妈说：“我自己找大夫去。”到了这种时候，还是妈来充当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
我拉着她的手向医生办公室走去。
刚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正巧甲大夫出来，我们便站在走廊里谈话。
妈的手在我的手里剧烈地抖动着，在这抖动的颠簸中我慌乱地迷失了心智。我迷乱地牵着她的手，像牵着一根系在我和妈、或是妈和这个世界之间的，不论怎样小心翼翼、也难保不会随时飘扬而去的游丝。
身材矮小的妈仰着头对甲大夫说：“我不愿意那样活着，我坚决要求手术。”她的声音不大，但头脑清楚、咬字清晰。从容不迫地安排了自己的结果，就在那一瞬间，我心慌意乱地朝她全身看了一眼。
看上去，妈仍然是一位知深知浅、自尊自爱的老夫人。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她那样面对人间的万千风景？
她穿着唐棣在美国给她买的中间开口的黑毛衣，这件毛衣妈去世后唐棣又要了回去，时常穿着御寒，我想她也和我一样，需要寻找一种仍然和姥姥相近的感觉。贴身是一套我们从美国回来后新给她买的睡衣。要不是因为住在医院，我从家里给她拿什么她只好穿什么的话，这些衣服她还舍不得穿呢。她老是存着，攒着，准备再到美国去看唐棣的时候穿。不过自从她住进医院以后，就再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意愿。有了一种万事皆空的超脱。
3
走廊里的灯光如此昏沉，一种离我虽已渺远却永远不会忘怀的、关于灯光的记忆在我心里涌动起来。
我们的苦情为什么老和这种灯光联在一起？现在，它又来了。像过去一样地挤压着我们。在它的挤压下，妈显得更加矮小、老迈，也更显得孤助无援。想必我亦然。
甲大夫说：“我们会考虑本人的意愿。”
妈听了以后，伸出右手和甲大夫握了握，说：“谢谢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妈为什么对甲大夫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是把自身的安危托付给了甲大夫，或是替方寸大乱的我负起托靠大夫的责任？还是说，从此以后，她的命运就紧紧地和甲大夫连在了一起？
甲大夫也动情他说，“你也是我的亲人了。”跟妈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常以为妈是胆小怕事的人。从记事起，就老是听见她说：“小声点儿，小声点儿，别让人家听见。”到了生死关头，却见到了妈所不为人知，甚至也不为我知的大勇。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手术前她问过妈：“姥姥，做手术您怕不怕？”
妈无谓地说，“不怕，一点也不怕，是死是活由命了。”
这真是个太伤人、太不懂人情事故的提问。她怎么能这样问妈！
我从不敢、不忍问妈一句怕不怕，也不敢就此抚慰妈一句话。我怕那会给妈增加更多的压力，懵懂中我还觉得，这样避而不谈似乎就可以躲过这场大祸，可我还是没能躲过。
其实妈对疾病还是相当恐惧的，记得有一年她得了食道炎，她总以为得的是食道癌。在等待进一步检查确诊的时候，每天晚上待大家睡下后，就悄悄地坐起来拿块馒头一口口地嚼咽，以试验她的食道是否已经堵塞，她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如何用棉被捂着自己的呜咽，看她坐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吞咽馒头的。
她对疾病的恐惧倒不是因为贪生怕死，更不是留恋人间的荣华富贵。我们的生活何曾荣华富贵？一九四九年以后算是有饭吃了，但也只是吃了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咸菜，直到我有了稿费收入，方才有所改善，如此，她已经心满意足。特别在搬到西坝河以后，暖气烧得很热，不像在二里沟住着的时候，一到冬天房间里冷得连毛衣，毛裤、棉袄、棉裤，大衣、围巾、口罩都得穿齐戴好，那还冻得妈浑身直抖。她不只一次拉着胡容参观西坝河的房了，说：“你看多好啊，比起过去的生活，真是天上地下了。”
她只是不放心把我一个人丢下，她老说：“我不能死，我死了你怎么办呢？”
她深知我在各方面对她的依傍，没有了她，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呢？在我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里，不论谁给我的支撑，都不能像她那样的穷其所有，都不能像她那样无时无刻不左右在我的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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