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是神经外科的主任，有人建议在他那里疏通一下，请他批准同意母亲转往天坛医院手术治疗，这样我们也许能够报销在天坛医院的开销。那笔医药费毕竟数字不小，若争取一下能够报销何乐不为？
不敢跑得太远，怕误了来接我去赴宴的汽车。只好在附近两三家商店之间跑来跑去的比较。太贵的负担不起，太差的又怕对不起人家。最后买了七百多块钱的礼物，心里还觉得不够分量。
外科主任收下了礼物。可我却是在妈去世很久以后，才去找他谈转院治疗的事。他拒绝签字同意母亲转往天坛医院手术治疗。
我认为这很正常。试想，他一再对我强调做过四百多例垂体瘤的切除手术，而我还是自费到天坛医院做了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还要来找他想办法报销，这不是太过份、太让了下不来台，甚至是对他的侮辱吗，我竟然采纳这种意见，不是太不应该了吗？
他还暗示，如果由他来做这个手术，妈也许不会亡故。我没有向他解释，妈去世并不是因为手术。
他拒绝签字倒成全了我为妈尽的最后这点心意。
不过就是妈再活一次。再做一次手术，我还是不会找她、不会在妈的合同医院做这个手术。
妈的病，不正是合同医院误的诊吗？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眼睛已渐失明、白翳始终遮不住眼球的情况下，眼科主任还坚持是“白内障”，而不考虑脑子里可能长了压迫视神经的瘤子。
※ ※ ※
然后我又趁有车之便到韩美林那里去取别人带给我的东西。最后才到午宴上去。
这个安排妈是知道的，但她突然急迫地想要知道我在哪里、我是否安全，非让小阿姨马上给我打电话不可。
是否就在那一天，我便身染大病。爱我比爱自己生命更甚的妈一定感应到了，否则她不会突生这样的奇想。
小阿姨往哪打？何况她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家旅馆吃饭。就是知道我在哪家旅馆吃饭，那么大的旅馆，我到底在哪一层、哪家字号？
为了安抚妈，明知我不在家小阿姨也往家里打了电话，家里当然没人接。妈又让她往我机关打，说机关一定知道我在什么旅馆吃饭。可是小阿姨不知道机关的电话，妈知道，但妈也没有随身带着我机关的电话号码。她就叫护士帮助查找。护士的服务态度不错，在电话号码簿上给妈查到了。小阿姨拿着机关的电话号码正要去打电话，我就到了。
一进病房，就见妈双目眦裂，满眼是大难临头的张惶。
小阿姨见了我，如释重负地说：“来了，来了。张阿姨来了。”
这时妈又心慌起来。妈怀疑有婚外恋那个男病人的家属正在帮小阿姨安抚妈。她说：“躺下、躺下，休息休息就好了。这是因为刚才太紧张了。”
我也以为她的心慌是活动太激烈。心情太紧张所致，其实这也是大病之兆。
每次去医院的路上，其实都是分秒必争，就是红灯亮着的时候，也不管不顾地在车流里穿行，哪怕早一分钟抢过马路也好。因为妈在企盼着我。
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许多可以提供各方面服务的公司，和花费不大的“麦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全靠我一个人应对。
单说每天一早背着一兜汤水炒菜挤换电汽车就耗去不少力气，我最怕挤那一0六路电车，也许是我挤车技术不佳，常常挤得满腿是伤。有一次甚至将内裤挤掉，要不是外面的衣服上着皮带，真不知怎么收场。经过那样一段时间的锤炼，现在不论碰见什量级样的“挤”，我都不怕了。
由于连日的焦虑、伤情、担忧、恐惧、劳累，体力消耗很大。在快速往来的车辆里穿行往往会让我感到两腿发软，头晕眼花。
特别是妈的病房还在六楼。
刚进医院的时候，我每天还能轻捷，甚至是潇洒地在楼梯上，上上下下地走几趟。渐渐地也就潇洒不起来了。
医院里有电梯，虽说只供病人或护士、大夫使用，但情况也不尽然，一切要看开电梯人的性情。
有个和我同年的女同志，还有一个文学爱好者对我很是照顾。如果是她们在开电梯，那就是我的运气，怎么也能蹭上电梯。
也有大碰钉子的时候，而且碰得嘎蹦脆。有天早上，我背着很多东西来到医院，看看楼梯，实在上不动了。便老了脸皮，低眉敛气地走进电梯，对那位开电梯的女士说：“我实在太累了，您看我又拿了这么多东西，谢谢您让我乘乘电梯吧。”
她的手往电梯外面一挥，简明扼要他说：“出去！”
我只好夹着尾巴走出了电梯。
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相信她如果看我一眼，能发点善心，一定不会那样对待我。
十三号这天不巧，开电梯的正是那位丝毫不肯通融的女士。鉴于以往的经验，我自知没有指望地往楼上爬。而且还是一步两个台阶。――妈一定等急了。
我甚至听见大腿前的两块肌肉，在拉起两条腿的时候，噔噔地响得非常吃力。像一辆难以发动的老旧汽车，却非要它发动起来不可地蹦蹦着。
6
看到妈闹成那个样子，我真是又急又气又委曲，觉得她太不体谅我。
心想，我已经很努力了，妈，您为什么不懂我的心呢？从而让您自己的心和我的心，都累得没有了一点汁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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