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不来了”与她是多么大的打击。
她又怎么知道我仅仅是吓唬她呢？
我又偷偷地安排小阿姨：“你要配合我，常常提醒姥姥，‘您要是不闹我就去打电话把阿姨叫来。’”
晚上回家的时候，又拐到陈敏华大夫家去取我托她给妈买的“保护一号”，这是北大医院为预防放疗的副作用而研制的中成药，据胡容说效果很好。现在这些药还在家里放着，散发着一股凉森森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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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果然没能到医院去。我找装修公司去了，想让他们抓紧时间把新房子装修好，无论如何妈快出院了。朱毅然主任已经谈起出院的时间问题。别人手术后三四天就出院了，我们已经住了二十多天。可是那个装修公司根本不讲信誉，扯皮扯到下午，问题照样解决不了。从装修公司出来已经很晚，就没再赶到医院里去。
这天小阿姨按照我的安排问过妈：“姥姥，您想不想阿姨，您要想阿姨我就去打电话把阿姨叫来。”
妈伤感他说：“她生气了，再也不会来了。”
这件事纯属巧合，却伤透了妈的心。
从此她晚上不再闹了，睡得也安静了。
还也许，正是我这一番“训话”把她吓坏了，怕我真会因此丢弃了她；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自爱，到了真不行的时候，她也忍着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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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自然都是我的过错，但也不能回避负荷超过极限就会失控的现实。
也许我不该怨天尤人，要是在西方的医院，他们决不会让病人家属累到这种神经失常的地步。他们也不会允许病人家属抢医护人员的饭碗，替医护人员干那本该是医护人员干的万般事体。那万般事体要是分摊在每日轮换一新的医护人员身上，反倒能让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和力量，将其转化为“南丁格尔”的崇高精神。谁让我们住的是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医院，哪怕是五六十年代的医院，也不会发生这种让人追悔无穷的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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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妈一不闹，就显出衰败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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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号，星期二。
上午一到医院，就发现妈的脸色一反前些日的红润白皙，突然变得晦暗起来。在额上手术钻孔的部位，还塌进一个黄豆大的小坑。
马上去找大夫，病房里却一个大夫没有。又到罗主任的办公室去找罗主任，他也不在。可是下午三点我还得赶到新桥饭店，前天作协已安排好我到机场送意大利的那位朋友。她已经和他们团长彻底闹翻，决定提前回国。如果我再中途变卦，可能会使她更加烦恼。
我又无知地认为妈的情况不太要紧，便安排小阿姨在我走后继续寻找大夫，我会不断地和她联系，如果情况紧要我将及时赶回医院。晚上打电话给小阿姨询问妈的情况，她说大夫看过了，说什么问题也没有。岂不知当时已是大难临头。第二天我到医院后，又找大夫反映妈的情况，大夫说妈脸色晦暗是正常现象，因为手术中的瘀血还没有吸收干净。瘀血是块状不均匀的分布，而妈是整个面部都晦暗了。我说：“不对，她手术后脸上确实有过瘀血，但是五六天就吸收完了，脸色不但恢复了正常，而且又红又白比手术前更好，怎么突然又有瘀血了呢？”大夫还说是正常的。至于额上塌进的小坑，大夫也说是正常现象。护士们也这样安慰我说，有些病人的钻孔部位还鼓出一个大包呢！比起一个大包，一个小坑自然算不了什么，更不必着急了。我不是大夫，连一般的医学常识也一窍不通。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对我妈身上那些哪怕是很细微的异常现象，果然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如今，我只能无穷悔恨地想，当时为什么没有竭尽全力、坚持到底地把我的疑问弄个明白？后来看到一本民俗讲话，其中说到病人脸色突转晦暗，就过不去半个月了。妈正是在脸色转暗后的十三天去世的。我那时要是懂得这一点，妈会有救吗？妈留给我的许多谜，只能等我也去到那个世界的时候，才能解了。确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医生只能治病，治不了命。既然我已发现，并向医生屡屡指出要妈一命的厉害，医生却把它放过了，这不是妈的命又是什么？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二号，唐棣带我在纽约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为了验证那一次的检查无误，我离开美国之前的七月八号，她又带我做了第二次检查。回国后，我将这些检查结果请同仁医院的一位主任过目，她说，这个血液检查的项目太详细了，要是母亲手术后每隔三天能做一次这样的血相检查就好了……她没有往下多说。
我能明白，要是母亲手术后每隔三天能做一次这样的血相检查，不仅她在血液动力上的变化，哪怕任何方面的变化可能早就发现了，也许早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我不说完全可以防止后来的恶变，但至少可以说，我们努力过了。
可是妈手术后，除了第三天晚上因Y大夫负责缝合的右侧刀口不尽人意，引起大量出血，经值夜班的王集生大夫再次缝合，并嘱我第二天一早立即带妈到检查科做一次CT检查，以便确认这次出血是否回流脑膜，引起颅内血肿之外，连出院前那次例行的检查也没有做。更不要说每隔三天做一次这样的血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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