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等叫号的期间，先生又去找了他的关系户。很凑巧，先生的那个关系户在，我们希望得到她的治疗的放射科主任也在。
我对妈说：“妈，瞧您运气多好，要找的人都在。”
我可能变得极其琐碎、极其牵强附会，不论可供回旋的地盘多么小，我都想在上面挖出点让妈振奋的东西。
放射科主任给妈做了放疗前的检查。
她让妈用食指先点手心、再点鼻尖。左手点完右手再点，而且要求妈越点越快。妈做得很好。
主任说：“老太太真不错，这么大年纪，做这么大手术后果还很好。”我听了这话比什么都高兴，这不是又一次得到证明，妈很棒。何况还是一位主任医生的证明。
主任约定我们下星期一，也就是十月二十八号来医院放疗，同时交付所需费用和办理放疗的一应手续。
然后，她让我拿着妈的病理切片到病理室去做结论，以便作为放疗的依据。
我们乘电梯下楼的时候，电梯里人很多，我用双手护住妈，挡住那些拥挤的人说：“别挤、别挤，这里有个刚动完手术的老人。”
电梯里的人见妈那么大年纪还接受手术，都感到惊奇，也许还有一点敬佩。羡慕妈在这样的高龄还有这样硬朗的身体；一个老头还向我打听妈的年纪，一听妈都八十了更是赞叹不已。
我为有身体如此之好、生命力如此之强，能抗过如此大难的妈而自豪。好像她能顽强地活下去是我极大的光荣。
下楼以后我在挂号厅给妈找了一个座位坐下，然后到后院去找病理室。病理室很不好找，拐来拐去才找到。病理室的大夫看了妈的切片也说，妈的瘤子是良性的。他给我开据了放疗需要的病理诊断，我们就回家了。
下门诊大楼的台阶时，我怕妈摔着，便站在她面前，和她脸对脸地倒着下台阶。万一她一脚踩空，我还可以抱住她。
这时我又忧心起来，我发现她的脚分不出高低了。她果然一脚踩空在我的脚上，并且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样子。但是她脚却很有劲，像她术后第一次下地踩在我脚上一样，很痛。要不是我挡着她，非从台阶上摔下来不可。我也立刻想到昨天她从农贸市场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磕绊的那一下。
我烦闷地想，就在手术前妈的脚还能分出高低的啊。
回家的路上，不知怎么说起她穿的运动衫裤，妈还略微诙谐地说：“美国老太太。”
她在美国生活期间，见惯了美国人的日常穿着，多以舒服、方便为原则。我认为这个办法不错，特别在妈日渐老迈、手脚也不太灵便以后，运动裤上的松紧带，要比西裤上的皮带简便多了。另外她的脚趾因生拐骨摞在一起，一般的鞋穿起来挤得脚疼，穿宽松的运动鞋就好多了，所以后来就让妈改穿运动衫裤、运动鞋。
车到和平里南口，快过护城河桥的时候，妈说：“到了。”
我说：“嘿，妈真行，才走一遍就认出来了。”可不是嘛，走一遍就能从北京千篇一律的街道中认出某一条路口，不很容易。
到家以后妈满意他说：“大夫挺负责任，检查的很认真。”说这话的时候，离妈去世还有三天半时间，而妈的脑子还不糊涂。
妈满意我就满意了。
这就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医院了。
※ ※ ※
这天晚上妈又发生了“谵妄”。自己下了地，蹲在地上小解后，又自己站起来回到床上睡去了。
第二天小阿姨问她：“你能蹲下？”
妈说：“你不扶我，我不蹲下还不尿在裤子上。尿在裤子上你阿姨还不说我。”她这样说的时候，好像不存在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的事实。但她似乎也分不清白天和夜晚、过去和现在的事了。
我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当做可喜的事情对先生说，后来又对胡容说。因为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了。可是在梦中，她不但蹲下、还自己站了起来。这是否说明她白天的表现，并非是各部器官的功能丧失？
我也更相信妈最后能站起来。可是我也更不能容忍妈自己不能站起来的表现了。
妈对我把这件事说给先生很不高兴。说：“多不好意思。”
后来又对胡容埋怨，“张洁干嘛要对老孙说这件事，多不好意思。”
胡容说，“张洁是高兴啊。”
※ ※ ※
十二月二十五号，星期五。
上午又和妈多次练习坐下、起来那件事。妈没有任何进步。
中午去参加了奥地利使馆的一个招待会。
回家头很痛。睡了一个午觉。我估计星期二给妈洗澡的时候，暖气还没来，我怕她冻感冒，热水一直对着她冲，自己可能就冻感冒了。
午睡起来后，我到客厅去看妈，她独自一人，无声无息地坐在客厅里。
虽然知道现在再想什么也是白搭，但还是忍不住去想。在行将离开人世的前两天，她独自坐在那里想过什么？
可在那时，我并不知道一切已然无用，想起上午毫无效果的练习，免不了做困兽斗。便用很激烈的办法试探她、激励她：“别练了、别练了，没用，只好等死吧。”
妈生气他说：“我偏要练，偏要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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